為什麼至親好友去世的時候，我們會很傷心，而且往往持續很長的時間，心情總是反覆不定呢？
我們會感到，去世的人再也不在了，但是回想起的念頭，卻又經常在不經意的時候突然出現，那又是為什麼呢？
至親好友的去世，我們也可能會感到自己的內心(的一部分)也跟著死去了，令人傷心欲絕，那又是為什麼呢？
“The Grieving Brain” 這本書的作者，Mary-Frances O’Connor，是一位腦神經心理學家，從她從腦神經科學的角度，給了一個答案：
至親好友去世，傷心的歷程，是大腦適應那種失去的一種學習的過程。
腦神經心理學家的實驗，是讓被研究的人，看照片和文字，然後在那個瞬間做大腦結構的磁共振影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逝者的遺照」或「陌生人的照片」X「悲傷的字眼」或「中性的字眼」，就共有4種組合。
被研究的人，看了這4種組合，在「逝者的遺照」X 「悲傷的字眼」這個組合中，fMRI在大腦特定的部位會比較「明亮」，而那就是悲傷呈現在大腦器質性上的證據了。
「逝者的遺照」X「悲傷的字眼」，激發了大腦中特定部位中的某些神經的連結，神經在激發之後要透過血液補充養份，而fMRI就是捕捉到了那些瞬間增強的血流。
雖然至親或好友已經去世，但是他們在我們的腦袋中相關的連結卻還是在的，在想起來的時候，或看到遺照或遺物的時候「觸景傷情」，這是引起悲傷的原因。
Mary-Frances O’Connor舉截肢的病患為例來說明。明明那截斷的肢體已經不存在了，但是為什麼還會感到它好像還在，還會感到癢或疼痛呢？也就是所謂的「幻肢」。那是因為對大腦而言，肢體相關的神經連結都還是在的，「幻肢」在神經連結的層面是實實在在的存在。
我們說逝去的至親好友，都還一直活在我們的心𥚃，對腦神經心理學家而言，那並不是一種比喻，而是一種從fMRI可以看到的真實了。
在1969年，Elisabeth Kübler-Ross 在“On Death and Dying” 這本書中，綜合她多方訪談的結果，提出了那個著名的理論，「悲傷五階段」：否認/隔離(Denial & Isolation)、
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接受(Acceptance)。
「悲傷五階段」這個理論的問題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經歷這所有的階段，這會讓有不同經歷的人認為自己不正常，而害怕「走不出」悲傷。
後來的學者，透過實證的方法，提出了悲傷的”Dual Process Model”這個理論 ，基本上是說，悲傷的人的心情，會在Loss-oriented(失去的沮喪) 和 Restoration-oriented(復原的新生)之間往復擺盪。
這就更貼近一般人的感受了。
密西根大學有一個很有名的實驗，他們長期追蹤了1500對熟齡夫婦的心理狀態，從他們雙雙健在的時候開始做第一次的訪談，然後在某一方去世後的6個月、18個月、48個月，分別又對存活的另一半進行訪談。
結果發現：
- 66.3%的人，不管在另外一半去世前或之後，都展現生命的活力，並不憂鬱。
- 9.1%的人，在另外一半去世前充滿活力，在另外一半去世後6個月、18個月顯得相當憂鬱，但在48月之後不只恢復活力而且似乎過得更好。
- 10.1%的人，在另外一半去世前是憂鬱的，但在另外一半去世之後迅速改善而充滿活力。
- 9.1%的人，在另外一半去世前是憂鬱的，但在另外一半去世之後憂鬱的狀況更嚴重。
這個研究告訴我們的是，有高達七成熟齡喪偶的人，是可以透過自我調適而過得很好的。而那些生前就已經憂鬱的人，其中大約有一大半，假以時日(48個月或更短)可以恢復活力(10.1%)。比較需要積極介入協助的，則只有那剩下9.1%的人了。
如果悲傷是大腦學習適應失去一半的衝擊，這份資料告訴我們的是，我們的大腦其實是很有彈性的。而我們要特別留意的是，那些本來就有憂鬱傾向的人。
熟齡喪偶者睡眠品質會可能受到比較大的影響，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年紀大的人本來睡眠品質就不好。然而，醫生卻傾向於給存活的另外一半開立安眠藥，Mary-Frances O’Connor對此頗不以為然。她認為規律的生活，退黑激素就能調整時差，改善睡眠品質。既然喪偶之後大部分的人都可以過得正常而不憂鬱，那麼很多開給他們的安眠處方，就是多餘的了。
Mary-Frances O’Connor認為，既然悲傷是大腦學習適應的過，那麼悲傷之必要就不言可喻了。恢復是可以預期，而且是可以透過努力去逐漸做到：
Restoring a meaningful life is half of the dual process model of coping with bereavement. To restore a meaningful life, we have to be able to imagine that life. The inability to generate possible future events is at the heart of hopelessness. We have to be able to imagine the future sufficiently enough at least to make plans, even if only for next weekend. I hear often from widowed older adults that evenings and weekends are the worst times for them, when they feel the loneliest, because everyone else has things to do and people to do them with.
If grieving is a kind of learning, that means we can lear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how good our planning for the weekend was. We can assess whether we actually enjoyed our plans and found them meaningful, whether they enabled a productive week after.
有計劃地去做很多的事，然後不斷調整。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就是在鍛練我們的腦。
悲傷的腦和不悲傷的腦是同一個腦，透過和周圍還活著的人的互動，我們會加強腦神經中相關的連結。
我們也可能建立新的關係，也就是在腦神經中建立新的連結。
本來在腦神經中和逝世的人還相關的連結，還是會在的，這也是為什麼有些狀況想起還是很悲傷。當然時間久了，那些連結可能變得比較鬆散，那麼我們也不用覺得愧疚，因為那是大腦學習適應的結果。
結論：活在當下，努力從嘗試錯誤的過程中，讓我們認真地悲傷，好好鍛練我們的大腦，活出自己生命的意義。
*：Mary-Frances O’Connor，“The Grieving Brain,” 2022, O’Connor Productions,Inc.
2024/4/15 The Grieving Brain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