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是民國初年有名的日本通，《日本論》這本書的文章，依照裏面提到的時事，應該是寫在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快完成的1928年左右。
在那個時候，日本對中國展現的企圖，除了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戰勝後領有了台灣、澎湖之外，在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也從蘇俄取得南滿鐵路沿線及旅順、大連，加上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1914年進佔的原德國租界青島。而在國民政府軍北伐之前，日本在中國軍閥之間秘密的運作，則是一直影響著中國的政情。
戴季陶旅居日本多年，深諳日語，對日本有深度的第一手的了解。
日本近代史最重要的分水嶺是幕末的「大政奉還」及接下來的「明治維新」，日本向西洋列強開國，迅速轉變為現代化的國家。與英國簽訂同盟，然後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擊敗了蘇俄，一躍成為東亞的強權。
在「明治維新」的1871年，日本的「廢藩置縣」，基本上瓦解了藩主和武士之間的關係，「武士」失業了，只好和「町人」結納，一起去做生意。有人賺了錢，有人賠了本，但是基本上賺大錢的人大多是做政府生意的「御用商人」。失意的「武士」，也有起來「作亂」的，像江藤新平、西鄉隆盛等舉兵失敗的例子，大多也是下面的武士所鼓噪半推半就發動的。
但是時代已經改變了，有透過組黨參選國會議員或擔任政府官員這些參政的管道。但是選舉及政黨需要用到錢，而財閥商人則需要取得政府的生意，因此從政的人和財閥的結納，成就了利益輸送的陋習。
而其中最特別的政治清流是板垣退助(1837-1919)。
板垣退助在1874年倡議成立民選國會，並且和同好於1881年成立了自由黨。板垣退助捧著當時剛翻譯的半部《民約論》，強力主張自由民權，不只要解放農民，還要解放「穢多」、「非人」等等社會上最低下、最悲慘的階級，對日本去除社會階級貢獻很大。
板垣退助在晚年的時候，曾經來過台灣。
話說日本在領有台灣的初期，把台灣人視為非日本人的二等公民，在各方面予以歧視。佐久間左馬太擔任台灣總督時，更實施「五年理蕃計劃」(1910-1915)，強力鎮壓台灣原住民。當時台灣士紳林獻堂，在1914年發起「台灣同化會」，主張日本政府應該改變高壓政策和不平等待遇，前往日本尋求奧援。而當時已經八十幾歲的板垣退助，就曾經風塵樸樸親自到台灣支持宣傳。只可惜在板垣退助一返回日本之後，「台灣同化會」就在隔年的1915年初旋即被台灣總督府解散了。(在同一年稍後，台南噍吧年(玉井)爆發抗日事件，則被強力血腥鎮壓。)
這本《日本論》寫在1931年東北的「918事件」之前，但是戴季陶已經從日本取得世界強國地位的過程中發現，是經過三十七、三十八年的戰爭所達成的，他提醒大家要注意這些事實(就是日本的軍國主義)。
戴季陶觀察到當時的日本，有所謂的北進和南進的策略。北進策略就是英日同盟，然後為了抵擋俄國由北方來的壓迫，北進征服高麗、侵略滿洲、佔領山東青島。南進則是面向海洋，取得台灣和澎湖。日本在中國的門戶，就像一隻蠍子，那兩隻前爪就在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而蠍身就落在台灣島。
桂太郎(1848-1913)，在1901到1913年間，曾三度擔任日本總理大臣。對日本來說，他最大的政績是促成英日同盟並贏得日俄戰爭的勝利。在第三次組閣的時候，曾經和孫中山先生(1866-1925)秘談過兩次，他們在「以東方民族復興為根據的世界政略上」談得非常投緣。
『…..桂太郎死後，中山先生歎氣說：「日本現在更沒有一個足與共天下事的政治家，東方大局的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當桂太郎臨死的時候，他對在旁視疾的最親信的人說：「不能倒袁扶孫，成就東方民族獨立的大計，是我平生的遺憾。….』*
東亞的歷史，接下來就幾乎由日本軍國主義所主導，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於1945年投降為止。只是，如果桂太郎能夠倒袁(袁世凱, 1915年即帝位)扶孫(孫中山先生)，關東軍會就此停在滿洲而不繼續向華北進攻嗎？
戴季陶認為日本之所以可以強盛，最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百折不回的「信仰力」，其二是其對極致美感的追求。
『……日本人對於自然美的玩賞，是很有一種微妙的情趣的。最使我們注意的，是造景、盆栽、生花。把某處的天然風景縮小若干分之一成為一個園林，把某處的某一株松柏的奇古形態作標本造一個盆栽，把某一家的畫法作基礎開出一種生花的流義，這些還是頂普通的外形。在這當中，更潛伏着很特殊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使死的東西添出生意。胡床邊的籬落，絕不使我們生城市山館的厭氣；優美的茶間當中的瓦壺竹檔，絕不使我們發生瓦蓋草堂的惡感；村落間牆壁上黏着的浮世畫，絕不令我們覺得有看三官神像那樣的劣等情緒；乞食的窮和尚，吹着古韻的尺八，比之我們聽宣卷，要生幾十倍的耽想中古時代歷史。…..』*
『所以我論日本民族的特點，和尋它所以能發展進步的原因，第一我確實相信日本人具有一種強烈的「信仰力」。這「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無論對於甚麼事，都能夠百折不回，能夠忍耐一切艱難困苦，能夠為主義而犧牲一切，能夠把全國民族打成一片。保守的人，他真能頑固到用性命去維持他所要保守的目的物。革命的人，他真能夠把生命財產一切丟開，努力作前進的戰鬥。日俄戰爭時候他們那一種肉彈的精神，無非是信仰力的表現。第二個特點，我就舉出好美這一件事來。這和信仰同樣是民族最基本的力量。有了這兩個力量，一個民族一定是能夠強盛、能夠發展。只要這兩個力量不消失，民族絕不會衰亡，我希望中國的青年們要猛醒啊！』*
戴季陶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和蔣介石住在一起。據說同時喜歡上一位日本女子，戴季陶捷足先登，讓那位女子懷孕生子。戴季陶畏懼大陸的原配，不敢和小孩相認，後來就由蔣介石收養。那個小孩就是後來的蔣緯國將軍。
戴季陶是蔣介石的文膽。國民黨在國共戰爭失利最後時刻的1949年，絕望的戴季陶在廣州服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也曾經是中國有為的青年。
*：《日本論》，戴季陶 著
2022/5/24 日本論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