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來語在近代進入日本翻譯之前，日本並沒有一個字眼，是可以相當於「Nature」字的。日本人對Nature比較接近的詞，是來自於佛教和中國文化相關的字眼，諸如「物產」、「造化」、「天地」、「世界」、「宇宙，等等，「自然」是19世紀晚期從西洋的文字翻譯而來的。
『……在1880年代日本知識人將德文「Natur」與英文「nature」譯為「自然」(しぜん)前，日文中根本沒有對應的詞彙；也就是說，在明治維新前，生活在日本列島上的人們，不具備所謂的「自然觀」。在描述「nature」一詞含括之獨立於人而存在的「物」(object)、物本身的性，以及物不假外力地演變時，他們會採用物產、造化、天地、世界、宇宙等辭彙描述之。……』*
『……遠在現代之前的德川時期(1600年至1868年)，日本已經藉由對自然物進行系統研究的形式，開始了對自然環境的去神話過程，這與歐洲自然史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但卻沒有受到歐洲自然史的影響。這個過程是由入侵原始地區的學者進行的，他們調查日本的動植物物種，並將這些動植物歸納成字典與百科全書的獨立條目，或是當作認知、審美或娛樂商品來收藏、分析、交換、展示或消費。這門學科最初被稱為本草學，它是源自中國的研究領域，從屬醫學，專門研究礦物、植物與動物的藥理特性，後來發展成為一個非常兼容並蓄的領域，包含大量的實踐、理論、概念化與目標。……』*
日本人在森林的邊緣，建了神道神社和鳥居，當作是森林與里山/村鎮的界線，也就是神界與人界的界線。現在日本人有各種跟森林有關的祭典，如果因此就認為日本人自古就愛好自然、敬畏自然，那就大錯特錯。
『……從日本歷史的最早期開始，環境破壞一直是日本歷史的一個特點，…..十八與十九世紀德川幕府重新造林政策的核心是經濟與純粹的損害控制問題，而不是宗教上的「熱愛自然」。』*
『…..「自然」可以讓人想起令人屏息的風景、茂密的雨林或令人敬畏的自然現象。然而，它也代表那些景觀，無論是特殊的、物質的還是有形的，它是一個整體，是從具體外觀中抽取出來的一個整體。「自然」包括了構成這些景觀的物體，以及促成它們的無形力量。「自然」指事物的本質，是賦予事物樣貌的不變之物，而且含有永恒、不變與非歷史的涵義。然而，它也會改變；自然會演化，不斷產生與消滅族群、物種與生態系。……它是一個和諧的、自我創造的、自癒的有機體，而且也是一個充滿衝突與破壞力量的領域。它既在我們之內，也在我們之外。它是特殊的，定義了作為個體、具有獨特態度、罪惡與美德的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但它也是普遍的，定義了作為一個人、被賦予不可剝奪權利的意義。……』*
『…..日本近世的整個自然研究領域全都始於一本中國百科全書的引入，即1596年在南京出版的李時珍《本草綱目》……》*
「本草」，意思是「基本藥材」。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蒐集了很多植物，並說明了它們有何療癒效果。
《本草綱目》 正式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視，是在1607年，林羅山將一套《本草綱目》獻給當時退隱的幕府將軍德川家康之後。
參照了《本草綱目》，貝原益軒在1709年出版了《大和草本》，其中包括李時珍 《本草綱目》中的772種藥草，加上從其他藥物學百科中蒐集來的203種，日本當地植物的358種，以及西方人在那近期引進的29種。
《大和草本》有幾個特色：和《本草綱目》依植物形態、生理的分類方式不同，《大和草本》改依照人類需求為基礎來分類；地區變種有比較精確的描述，區分動植物在不同地區的名稱或地方物種或亞種；說明了動植物相關的文化意義與用途；把日本物種和中韓的物種分開等等。
《大和草本》和《本草綱目》一樣，也包括了傳說的物種，譬如水妖「河童」。《大和草本》展開對未開化的日本森林內未知領域的探索，特別重視日本生態系、日本的物種等等。
稻生宣義(稻生若水) 1715年去逝時，已經完成《庶物類纂》手稿，是無所不包的自然史百科全書；解構疊加的含義，為名稱和事物本身提供更清晰的秩序；並大量增加貝 類、魚類以及日本本地的物種。只可惜因錯陽差，並未馬上付印。
1716年，德川吉宗成為第八任幕府將軍，開始贊助學者，進行日本動植物大調查，研究農業技術抗蟲作物與蔬菜種植，廣建植物園和國家藥園。本來只是町下醫生或知識份子的業餘休閒活動的動植物學，演變成為專業研究的領域，產生了國家級的博物學家。有些沒落的武士也加入研究的行列，和階級比較高的貴族及他們贊助的學者，因為博物研究，而有了跨階級的文化交流的奇特現象。
1734年，可能是前兩年發生的饑荒的刺激，德川吉宗正式令稻生若水的弟子丹羽正伯，去完成《庶物類纂》，並進行全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動植物普查。
在18世紀，博物逐漸變成了幾乎是全民運動，各種動植物的展示、標本的展覽會，不斷地舉行。當時有兩個有影響力比較大的本草社團，以江戶為中心的赭鞭會和以名古屋地區為主的嘗百社。赭鞭會由貴族組成，而嘗百社是由中、下階層的武士組成。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對本草的熱情，已經滲透到社會的不同階層了。
『……稻生若水、貝原益軒，甚至於小野蘭山，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相信，藉由對詞語進行排序，人們有希望獲得對物種內在本質(真)真正且正確的理解(実知)，因為人們認為，一事物的名稱內化並反映了所有這些固有特徵(形狀、顏色、大小、氣味、行為、屬性等)，這些都是個別的植物與動物所共有的，使它們成為一個獨特物種的個體成員。…..』*
因此從《本草綱目》、《大和草本》到《庶物類纂》，一向的重點就在命名，延續自「必也正名乎」的中國傳統。
然而，到了德川的後期，博物在這方面產生了重大的改變。『……愈來愈多人關注動植物插圖的描繪準確性，這不僅僅是視覺豐富的德川文化所附帶的現象，也不僅僅只是描繪技術提升的結果，而是與視覺再現重於言語描述的新認真價值直接相關。…..德川時代晚期對觀察標本進行忠實圖像再現的努力，顯示出近世歐洲與日本在自然史研究中，特別在知識論的方法學上有驚人趨同發展。…..』*
這相當就是日文中的「写生」、「写實」、「写真」的字眼，在德川後期幾乎同義，強調描繪對象再現的準確性與忠實性。而後來「写真」則用來專指「攝影」。
這股「写生」、「写實」、「写真」的風潮，也徹底改變了從中國傳來的文人畫(南畫)那種偏向表現主義的風格。在德川晚期，繪畫走向寫實主義，除了本草圈，也影響到了當時諸多的日本藝術家，如圓山應舉、松村吳春、伊藤若沖、葛飾北齋等等。
1734年到1736年，稻生若水的弟子丹羽正伯，進行全日本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動植物普查時，插圖開始具備精確的認知功能。
宇田川榕庵(1798-1845)，是專精荷蘭文翻譯的博物學家，認為必須拋棄本草學的傳統，全面西化。
1804年，華岡青洲進行世界上第一個使用全身麻醉的外科手術。
1824年，西博爾德在長崎郊區成立鳴瀧塾，對日本人提供西方知識的培訓機會。
伊藤圭介本來在水谷豐文主持的嘗百社學習草本學，在1828 結識了西博爾德，備受鼓舞，於隔年進入鳴瀧塾就讀。之後開始將林奈的分類，在《泰西本草名疏》中用在本地物種上，並在1829年出版。
伊藤圭介把林奈的分類方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紹給日本人，他後來被譽為日本生物學的第一人。
1833年到1837年發生的天保饑荒，日本死了超過10萬人。各藩更加警覺，糧食能夠自給自足的重要性。
薩摩藩主島津重豪，本來就對本草學有所研究，他也重視商業的發展，任命佐藤信淵為經濟顧問，讓薩摩藩不僅成為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地區，累積厚實的經濟力之後，進一步使得薩摩藩有餘力，在接下來的大政奉還及明治維新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明治維新之後，「本草學」的名稱幾乎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自然史」(博物学)。但是「本草學」的基本精神卻依舊透過學者及官員，被延續了下來。
在這個延續的「本草學」，薩摩藩主島津重豪(1745-1833)就是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人物。
『島津重豪確實會同意林奈的觀點，對他來說，「自然史是所有經濟學、商業、製造業的基礎……因為如果想在經濟學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卻對自然史沒有成熟或足夠的洞察力，就像想用一條腿當舞蹈大師。」他聘用佐藤信淵的決定，就是在實踐與理論而言，都從制度上把本草當作國家經濟政策的一個基本要素。』*
當時的琉球臣屬於薩摩藩，在更早的1768年，島津重豪還組織了琉球群島的動植物目錄，那可是稻生若水的弟子丹羽正伯，在1734年到1736年間進行全日本的動植物普查之後，最大規模的調查呢！
『……島津重豪明確指出，「農業與農產品的研究，以及對藥草的瞭解，對人民福祉(民之利益)是不可或缺的。」對島津重豪來說，自然知識無論多麼值得讚揚和振奮人心，都不單純是一項私人事業，還是與政府和人民福祉密切相關的公共利益學科。』*
『薩摩藩是最早開始僱用本草學專家進行一系列改革的藩地之一，這些改革促使該地區轉變為德川後期日本最富裕的一個地區。這樣的作為源自島津重豪作為藩主與博物學家的活動，後來的薩摩藩領導人採用了佐滕信淵的政治管理思想，它與被認為標準的儒家智慧相反，強調統治者必須積極控制經濟，從生產到勞動組織到經濟作物的分配與商品化的所有面向都必須顧及。……將知識歸入生產，將學者歸入引導這些生產活動的國家機器，是佐滕信淵視為確保國家財富的兩個基本步驟。它們在明治時期以日本科學家和政府持續合作的形式存續了下，以維持工業與農業的增長。……』*
日本民族學家柳田國男(1867-1941)認為，『……環境的破壞加速了日本集體精神的消解。河童、天狗、狸與其他來自森林的超自然生物，和鹿、熊與野豬一起消失，這不僅意味著環境的破壞與自然界淪為可開發資源，也意味著這些社區與他們自己原始的精神的疏離。…..』*
柳田國男的意思是說，日本民族自古以來就是敬畏、愛護大自然的民族，用神社、鳥居，把森林和里山、村莊隔成神界和人界，然後有很多的崇敬的祭典及儀式。
從草本學、博物學(自然史)的發展，《博物日本》的作家費德里柯·馬孔則有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自八世紀以來，日本群島上的自然環境在歷史中不斷被破壞，這與他(按：指柳田國男)對人與自然共生關係的浪漫理想化是相悖的。……十七世紀以來，對自然各種形式的自然統治已經被徹底制度化且被常規地執行；到十九世紀早期，自然環境被明確地概念化，成為國家繁(富国)的無限資源庫，自然研究也被納入政治經濟學與國家管理之中。』*
『柳田男國畢生收集的神話與傳說，實際上是為了掌握並馴化荒野的另一面：它們並不是像柳田國男所設想的那樣確保人類與神聖(自然)空間的和諧分離，而是贊同透過安撫儀式來擴大人類的領域。……』*
從《博物日本》這本書，可以讓我們思考，在日本神社、鳥居所代表的人神的浪漫界線，其實更能代表日本人破壞環境為了安撫人神的儀式結界；而從這裡，也讓我們可以追溯理解，在日本人領台之後的物種調查、伐木、農業改良、「五年理蕃」計劃等等，從草本學、博物學的發展和實踐看來，和德川幕府後期以來的日本對環境更大的破壞，是一脈相承的。
日本人在鋸下神木之前，會進行祭典，浪漫得令人感動。從費德里柯·馬孔爬梳日本博物學發展過程看來，與其說拜神木是因為敬天愛物，倒不如說是為了安屠者的心，本質上是一個支持繼續開發破壞的儀式。
日本和台灣，現在有世界上覆蓋率最高的森林，不知道是不是那種對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反動。
*：《博物日本》，費德里柯·馬孔 著，林潔盈 譯
2022/11/27 博物日本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