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三年，挪威醫生漢生(G. H. Armauer Hansen, 1841/1912)發現麻風是經由麻風桿菌 (Mycobacterium leprare) 引起的傳染病。
漢生基於此科學發現，積極鼓吹強制隔離政策，以杜傳染，並推動促成一八八五年挪威的隔離法案。 ……」*
「儘管一八七三年的科學發現已確定麻風係由桿菌引起的傳染病，麻風桿菌的傳播機制至今依然成謎。麻風桿菌離開人體後，無法在人工環境下培養，是造成醫學研究進一步理解這個疾病的主要障礙。然而，通常與患者長期親密接觸才可能出現感染機會，且九成五以上被感染的人都具有免疫力，並不會發病。疾病的潛伏期甚至可長達十幾、二十年。」*
麻風病最令人最恐懼的是，它會造成皮膚的嚴重潰爛，大幅度改變了患者的儀容。
當麻風桿菌入侵了骨頭和軟組織，也會造成患者的殘疾。因此，不只外表看起來可怕，而且往往使得患者既不能謀生，還無法照顧好自己的生活起居。
一八七三年麻風被認定是桿菌的傳染病之後，隔離冶療就成了一般的做法。
直到有了碸類藥物(sulfone derivative)，以及接下來更有效的DDS治療方法之後，就不再主張採用隔離治療的方式了。
「一九五八年，第七屆國際麻風大會在東京召開，正式提出反隔離宣。此後，世界各國陸續廢除隔離制度或不再隔離新病人，只是變革的時程不一。重視患者人權，廢除麻風聚落、改以治療做為防治手段的政策，逐漸成為國際趨勢。……」*
而很特別的是，中國在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之間，正值所謂的集體公社時期。公社內的人民一起生活，為了防止疫病傳染，因此大力推展麻風病的隔離政策，廣泛成立麻風村，隔離或收治患者，一反當時的世界潮流。
隔離政策，使得民眾對麻風病聞之卻步，十分害怕被傳染。
甚至連負責疹治的醫生和護士，也穿起沒有必要的隔離衣，不敢直接用手觸疹，更加深了民眾的成見，認為麻風是容易傳染的惡疾。
民眾不敢買麻風村生產的農作物。
如有人知道你曾去過麻風村，也無不避之唯恐不及。
偏遠地區的人，譬如涼山的少數民族彜族，逼死患病的族人，時有所聞。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革，由於麻風病的污名化，紅衞兵不敢進村，使得麻風地區反而沒有受到政治活動太大的影響。
而在一九六八年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之際，有不少人是因為圖未來成為城市人口，或者是因為政治背景不好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進入麻風村加入醫療大隊的行列。
人員的補充，使得中國在麻風的收治上，有長足的進步，在一九八一年已達到世界衞生組織萬分之一的標準，成為所謂的非疫區。
當然，在文革期間的去專業化，也有不少麻風醫生因為政治成分不好受到打壓，不得繼續專業的治療工作。他們擔任麻風醫生，和患者一樣，已經受到一般社會大眾的歧視。再加上文革，就可以想像他們那幾十年來心中的委曲了。
「我訪問過的麻瘋醫生都同意，從事麻風防治並不是最沈重的生命代價，污名與歧視才是。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間的中國麻風防疫，在以科學之名來消除歧視的努力上，進展不明，有時甚至倒退。文革期間大力動員污名化的政治階級，加上恐懼傳染的防疫模式，持續加深麻風污名。其帶來的負面效應，便是疾病污名與政治污名糾纒難解，讓歧視長存。
一位麻風醫生在向我説明自己與同行的家庭成分時，總結為這樣一句話：
麻風醫生都是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去照顧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
中國在文革後，加入聯合國，與世界衞生組織合作，自此麻風的疹治與國際逐漸接軌。
一九八二年，世衞向全球推薦麻風最新的「聯合療法」(Multi-Drug Therapy, MDT)，以減少單一藥品抗藥性的問題。
一九八三年，「聯合療法」MDT在中國試點，然後在一九八七年之後全面採用。
隨著新的治療方式，中國取消了隔離政策。
但是，新的挑戰出現了。不把病人集中收治，無法保證是否按時依照醫生的囑咐服藥，會使得治療大打折扣。
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只要感染率在萬分之一之下，就不再視其為麻風的疫區了。
可是，中國人口眾多，平均下來雖然達到了世衛的標準，但由於麻風都是集中在貧窮偏遠的地方，以中國全區萬分之一感染率為疫區消滅標準，中國的老麻風醫生期期以為不可。
他們比較傾向一個比較嚴格的標準，十萬分之一。
「依照世界衞生組織標準，以國家為單位的話，中國已於一九八一年達成消滅目標。而根據自訂標準(按：十萬分之一)，中國直到一九九二年才以省、自治區或直轄市為單位達標，由上海市拔得頭籌。這兩套標準沿用至今。」*
可是，一旦宣稱麻風已被消滅，這會造成防疫力度的大幅減弱，令現在的醫生憂心忡忡。
「……每年新發現的病人仍在二〇〇〇例左右，其中六六%分佈在雲、貴、川、藏、湘地區。……此外隨著流動人口的増加，即使原來非流行區也會因流行區人口的遷移帶入病人，……」*
所以，麻風在中國的偏遠地區，還是一個存在的問題。
作者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這本書最後的跋裏，在梳理了中國一九五〇到一九八〇年代防治麻風的歷史之後，有感而發地寫道：
「我不僅從麻風患者身上學到生命的韌性，也從醫師與救治者身上學到可貴的人性。」*
如果生活有任何稍不如意，不妨想想麻風病人和麻風醫生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我想十之八九是可以快快釋懐的。
神職人員率先進入了中國山區疹治麻風病人，他們視這項偉大的任務，是對生命最大的救贖。
新中國成立之後，這項神聖的工作，就由本土的麻風醫生和護士承接了下來。無畏麻風的污名，充分展現高貴的人性。
這讓我們想起在SARS暴發時期，在台北和平醫院封鎖防疫期間所發生的莫大恐慌。這可以拿來想像早年的麻風。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我們仍有權利期待光明。與其說光明來自於理論與概念，毋寧說是來自於某些人的生命與作為所發出的微光，搖曳不定，確照亮周遭。」漢娜·鄂蘭在《黑暗時代群像》序言(一九六八)如是說。*
麻風醫生，就是那些某些人。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劉紹華 著
2016/12/15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