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2年，國父紀念館在競圖的時候，王大閎提出了一個考慮舞台機能，而且設計得非常有現代感的案子。
『……後來老總統(指蔣中正)丟了一張太和殿圖片給他，王先生(指王大閎)堅持了四個月，不動，興建主任委員嚴家淦先生就說，「你做吧！總要跟總統回音！」要是你你怎麼說？「國父是推翻滿清的，不可以用宮殿式紀念他！」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那怎麼辦呢？已經王見王了，一個是政治的主張，一個是建築的主張，後來他退一步就是現在看到的樣子。……』*
在威權的時代，建築為威權所用，當然建築師蓋出的建築就必須表達出威權的語言。這是很無奈的。
王大閎關於國父紀念館設計立意，做了以下的說明：
「我國現代建築有三個方向可走。我們可以追隨現代西方建築，也可以抄仿我國古代宮殿式建築，或者創造有革命性的新中國建築。國父紀念館是我國現代最有意義的建築之一，我們應該走向那一條路，為國父紀念館設計的準繩，假如採用現代西方建築，是很明顯的用不得體。如果抄仿我國古代(尤其是清代)宮殿式建築，則更不適宜，因為國父是推翻這類建築所象徴的滿清政治制度。我們唯一的方向是走向一種能表達國父偉大性格及革命創造精神的新中國式建築。國父紀念館初步草圖，承蒙諸位先進指教良多，所以這次修正設計是用現代建築手法，表現我們建築傳統精神和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
所以，王大閎有妥協但也有堅持，在威權的時代，展現了一個建築師外柔內剛的風骨。
「王大閎（Dahong Wang，1917年7月6日－2018年5月28日）[3]:60，原籍廣東東莞，出生於北京。中華民國建築師、作家與翻譯家，建築作品以國立國父紀念館及「國立故宮博物院競圖原案」最為知名。」
維基百科上面如此介紹王大閎，他就是一個民國的人。享年101歲，活超過了一個世紀。
他讓我想起梁啓超的兒子、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1901-1972)。
據說，在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梁思成以一個建築師的身份，主動建議，把北京原來的舊都建築和城牆都完全保留下來，而新都就建在比較容易擴張的北京城外西郊。
毛澤東聽到了，就很生氣地說，以前的皇帝都可以住在中南海，為什麼現在我不可以！
眾人揣測上意之下，梁思成的新都建議，也就胎死腹中了。
如果當時真的把北京的舊城，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來，那麼今日北京的文化建築，應該是另外的一番的風景吧！
而我就想，如果當時台灣的統治者，能夠完全依照王大閎的設計案去蓋國父紀念館和故宮博物院的話，那麼今天的台北也會有另外一種不一樣的風情吧！
歴史殷鑑不遠。威權的體制，總會一再豢養出粗暴的建築語言。而我們不能只靠幾個建築師，去做無謂的對抗。
絕對的威權，導致絕對的腐敗，我們何其有幸，還有民主這一帖幸福的良藥，可以時不時治它一治。
*：《世紀王大閎》，郭肇立主編，王大閎等十八人合著
2018/12/18 建築師王大閎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