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納粹有所連結的人必須接受審查，審查判定五種類型：主犯(Hauptschuldige)、有罪者(Belastete)、輕罪者(Minderbelastete)、同行者(Mitläufer)、免罪者(Entlastete)。其中同行者與免罪者被判定可獲得去納粹化證書。
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同盟國占領區大概審理了三百六十萬件案件，其中只有一千六百六十七人被判定為犯下戰爭罪行的「主犯」，二萬三千零六十人被判定為「有罪者」，超過十五萬人是「輕罪者」，超過一百萬人是「同行者」，超過一百二十萬人是「免罪者」。無數納粹黨員因此拿到去納粹化證明書，如果考量法令中對同行者的定義——雖然加入納粹但只以非常不起作用的方式支持，或者非軍方成員；以及免罪者定義——雖加入納粹，但只是被動地參與，甚至主動進行了某種形式的抵抗，因而自身亦受到某種損害。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怎麼可能絕大多數的納粹黨員都被認定為只是名義上加入、甚至曾經抵抗。這樣浮濫地審查，也讓去納粹證書，被戲稱為「洗潔證」(persilschein)。』*
因此，西德在在1958年成立了「納粹主義暴行調查中心」，進一步做調查，接受了奧許維茲集中營的倖存者，對當年集中營的守衛與密秘警察的提告。
『奧許維茲就是一個明確的不義發生之處，從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四年間，大約九百天，德意志帝國鐵路以大約六百班次的火車，將各地的猶太人解送到這裡；這巡囚犯們一下車就會被「擇選」(Selektion)，那些帶著小孩的老弱婦女會立刻被送到毒氣室𥚃；共約有八十六萬五千個猶太人，一抵達奧許維茲後立刻被毒死；大約有二十萬個猶太人被「擇選」為可用勞動力，在營養不良及惡劣無比的勞動條件下工作。最後，共有九十六萬五千個猶太人、七萬五千個波蘭人、二萬一千個辛提人和羅姆人、一萬五千個蘇聯戰俘、一萬五千個其他背景的人，在這個巨大無比的集中營區被謀殺。」*
以奧許維茲集中營為例，在1940到1944年間，共有8,200名納粹的衝鋒隊員在此服役，造成那麼多人的死亡，居然只有800人被審判，遠遠不足以伸張正義。
「納粹主義暴行調查中心」的鮑爾檢查官，接手了奧茲維茲集中營的調查，在1963年又起訴20人，共開庭183天。這就是有名的法蘭克福大審。
原本鮑爾與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對於集中營發生的一切毫無所知。他與其他戰後的第一代年輕人，在戰時太小，未參加戰爭，被視為清白的第一代，他們不知道納粹的罪行，很多人相信納粹戰犯在紐倫堡大審被判刑，正義因而得以被伸張；沒有人願意談，只想掩蓋，而國家、教育系統也絕口不提那段歷史；執行那些命令的無數納粹官僚們，依然潛逃海外或在德國正常生活、工作，彷彿一切都不曾發生過。可是這種沈默的國家，永遠不可能與其他受害國和解，德國人終究是得穿越沈默與謊言的迷宮，將整個上一代人在戰時犯下的不可思議的暴行暴露出來，以求傷口能真正痊癒的機會。如果沒有鮑爾的鍥而不捨，很難想像日後德國可以與東歐各國和解，……』*
然而對當時的徳國年輕人，鮑爾等檢察官的努力，對於回答他們心裏的疑問和憤悶，依然還是大大的不足的。
『六八世代的憤怒，其實來自這些問題：到底上一代做了什麼？到底為什麼我們要聽你們的話？為什麼大家都說父母那一輩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而父母卻不告訴我們究竟是什錯誤？為什麼我們必須一同被世人指責，這一整個國家的人都是殺人犯？』*
因此，德國在1968年爆發了嚴重的學生運動(六八學運)，而且德國的年輕人進一步要求解釋：為何徳國要再軍事化、為什麼要支持美國的越南戰爭，怎麼改革死氣沈沈的大學教育…..。
六八學運，固然不是每個人都贊成其手段，但在激烈的衝撞之下，已然悄悄永遠改變了德國的風貌。
夏洛特『……認為，六八運動在政治上意義幾乎沒有改變這個國家什麼，但卻創造了一種新的溝通方式，至今日都還影響德國的樣貌。也就是說，不能只思考政治上改變了什麼，而必須思考在文化、意識上改變了什麼。例如，對於市民社會禮教倫理的批判、經歷運動這種「成年」儀式洗禮，決定了整個七〇年代的青年文化，嬉皮、搖滾樂、爵士樂、性解放、女權、同志權益、反殖民等，持續構成青年世界的必要環節。』*
當時參與學運的女性主義者阿黛海德·古特曼，是這麼定義德國1968年的學運的：『六八並不是指能掌握一切的東西，或者改變這個世界，而是去表達對於遠方、對於逾越、對於變形的渴望。六八不是改變世界，而是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對呀，哪一種學運，不是因為經歷激烈的衝撞過程、而永遠地改變了學子們自己呢？
德國的年輕人，本來生活在上輩人帶罪、苟且偷生的沈悶中。1968年的學運，就是一個洪流，突破了舊規制而造成了缺口，讓德國走向了一個更開濶的新未來；坦然面對納粹曾經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和受難的猶太人和臨國和解，然後能夠在向前走時不斷自我提醒、永誌不忘。
『……與納粹有所連結的人必須接受審查，審查判定五種類型：主犯(Hauptschuldige)、有罪者(Belastete)、輕罪者(Minderbelastete)、同行者(Mitläufer)、免罪者(Entlastete)。其中同行者與免罪者被判定可獲得去納粹化證書。
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同盟國占領區大概審理了三百六十萬件案件，其中只有一千六百六十七人被判定為犯下戰爭罪行的「主犯」，二萬三千零六十人被判定為「有罪者」，超過十五萬人是「輕罪者」，超過一百萬人是「同行者」，超過一百二十萬人是「免罪者」。無數納粹黨員因此拿到去納粹化證明書，如果考量法令中對同行者的定義——雖然加入納粹但只以非常不起作用的方式支持，或者非軍方成員；以及免罪者定義——雖加入納粹，但只是被動地參與，甚至主動進行了某種形式的抵抗，因而自身亦受到某種損害。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怎麼可能絕大多數的納粹黨員都被認定為只是名義上加入、甚至曾經抵抗。這樣浮濫地審查，也讓去納粹證書，被戲稱為「洗潔證」(persilschein)。』*
因此，西德在在1958年成立了「納粹主義暴行調查中心」，進一步做調查，接受了奧許維茲集中營的倖存者，對當年集中營的守衛與密秘警察的提告。
『奧許維茲就是一個明確的不義發生之處，從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四年間，大約九百天，德意志帝國鐵路以大約六百班次的火車，將各地的猶太人解送到這裡；這巡囚犯們一下車就會被「擇選」(Selektion)，那些帶著小孩的老弱婦女會立刻被送到毒氣室𥚃；共約有八十六萬五千個猶太人，一抵達奧許維茲後立刻被毒死；大約有二十萬個猶太人被「擇選」為可用勞動力，在營養不良及惡劣無比的勞動條件下工作。最後，共有九十六萬五千個猶太人、七萬五千個波蘭人、二萬一千個辛提人和羅姆人、一萬五千個蘇聯戰俘、一萬五千個其他背景的人，在這個巨大無比的集中營區被謀殺。」*
以奧許維茲集中營為例，在1940到1944年間，共有8,200名納粹的衝鋒隊員在此服役，造成那麼多人的死亡，居然只有800人被審判，遠遠不足以伸張正義。
「納粹主義暴行調查中心」的鮑爾檢察官，接手了奧茲維茲集中營的調查，在1963年又起訴20人，共開庭183天。這就是有名的法蘭克福大審。
原本鮑爾檢察官『……對於集中營發生的一切毫無所知。他與其他戰後的第一代年輕人，在戰時太小，未參加戰爭，被視為清白的第一代，他們不知道納粹的罪行，很多人相信納粹戰犯在紐倫堡大審被判刑，正義因而得以被伸張；沒有人願意談，只想掩蓋，而國家、教育系統也絕口不提那段歷史；執行那些命令的無數納粹官僚們，依然潛逃海外或在德國正常生活、工作，彷彿一切都不曾發生過。可是這種沈默的國家，永遠不可能與其他受害國和解，德國人終究是得穿越沈默與謊言的迷宮，將整個上一代人在戰時犯下的不可思議的暴行暴露出來，以求傷口能真正痊癒的機會。如果沒有鮑爾的鍥而不捨，很難想像日後德國可以與東歐各國和解，……』*
然而對當時的徳國年輕人，鮑爾等檢察官的努力，對於回答他們心裏的疑問和憤悶，依然還是大大的不足的。
『六八世代的憤怒，其實來自這些問題：到底上一代做了什麼？到底為什麼我們要聽你們的話？為什麼大家都說父母那一輩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而父母卻不告訴我們究竟是什錯誤？為什麼我們必須一同被世人指責，這一整個國家的人都是殺人犯？』*
因此，德國在1968年爆發了嚴重的學生運動(六八學運)，而且德國的年輕人進一步要求解釋：為何徳國要再軍事化、為什麼要支持美國的越南戰爭，怎麼改革死氣沈沈的大學教育…..。
六八學運，固然不是每個人都贊成其手段，但在激烈的衝撞之下，已然悄悄永遠改變了德國的風貌。
夏洛特『……認為，六八運動在政治上意義幾乎沒有改變這個國家什麼，但卻創造了一種新的溝通方式，至今日都還影響德國的樣貌。也就是說，不能只思考政治上改變了什麼，而必須思考在文化、意識上改變了什麼。例如，對於市民社會禮教倫理的批判、經歷運動這種「成年」儀式洗禮，決定了整個七〇年代的青年文化，嬉皮、搖滾樂、爵士樂、性解放、女權、同志權益、反殖民等，持續構成青年世界的必要環節。』*
當時參與學運的女性主義者阿黛海德·古特曼，是這麼定義德國1968年的學運的：『六八並不是指能掌握一切的東西，或者改變這個世界，而是去表達對於遠方、對於逾越、對於變形的渴望。六八不是改變世界，而是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對呀，哪一種學運，不是因為經歷激烈的衝撞過程、而永遠地改變了學子們自己呢？
德國的年輕人，本來生活在上輩人帶罪、苟且偷生的沈悶中。1968年的學運，就是一個洪流，突破了舊規制而造成了缺口，讓德國走向了一個更開濶的新未來；坦然面對納粹曾經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和受難的猶太人和臨國和解，然後能夠在向前走時不斷自我提醒、永誌不忘。
對德國人而言，奧許維茲集中營悲劇的lessons learned，就是對於明顯發生的不公不義，不可說不知情，也不可以沈默以對。尼莫勒牧師在一首很有名的詩裏很深刻地寫道：
當納粹抓了共產黨人的時候，
我沈默了；
我又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關了社民黨人的時候，
我沈默了；
我又不是社民黨人。
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
我沈默了；
我又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
我沈默了；
我又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抓我的時候，
不再有什麼人，
能夠為我抗議。
對不公不義的默許，就是養癰遺患。對於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不公不義，如果我們三緘其口，那麼一旦等到同樣的事發生到了自己身上時，也就再也沒有人會挺身而出了。
光是一個奧許維茲集中營，就謀殺了1,091.000+人，徳國人的反省，還真不是可以輕易承受的沈重呀！
在奧許维茲的德國人和諸多䄂手旁觀的他者，他們就是用沈默，選擇了不可承受的輕。
面對不公不義，我們會選擇的是重，還是輕呢？
為奧許維茲集中營倖存者翻案調查的鮑爾檢察官，有一句名言：「我們無法在這個土地上創造出天堂，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做些什麼，好讓這塊土地不致淪為地獄。」
這個世界的Entropy(熵)的自然趨勢，是朝向更大的混亂去走的，我們每天所做的，不就是不斷努力去收拾這個自動頹疲的世界，來維持一些秩序的小確幸。勿以善小而不為，是我們對當下的責任。我想，當年德國的鮑爾檢察官，也是這麼認為的吧！
*：《美茵河畔思票德國》，蔡慶樺 著
2020/3/17 不可承受的重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