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灣是一個擁抱多元文化的社會，我可以用稀鬆平常的語氣，告訴大家我媽是廣東裔的柬埔寨人，我會出生之後就打上耳洞，戴上媽媽精心為我挑選的耳環。在家𥚃跟外面，我會和媽媽用流利的廣東話和柬埔寨語交談，大家的反應會像聽見街邊的阿伯阿嬤說台語一樣自然。我不用在聽見「那些人都是來騙錢的外籍新娘」和「死外勞搶我們工作還逃跑」之類的批評時，靜靜地不敢説話，心𥚃卻擔心什麼時候會輪到我？什麼時候輪到我被完全不了解我的人，用他們自己訂出來的標準，無情地評判？
台灣不是一個對移民友善的地方。以前，我不敢説我是新二代，因為從小到大我聽過不少次「那些嫁過來的『外籍新娘』都是為了錢來的。也不好好留在家𥚃做家事，整天只想跑出去賺錢，然後把錢通通寄回家，也不顧台灣這邊的死活，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如果我說我是新二代，會有人認為，我有一個把婚姻當成交易而且沒有家庭責任感的媽媽，而我只是這場交易的一個副產品。』*
才20歲出頭的劉育瑄，出生在台灣彰化，父親是台灣人，母親是廣東裔的柬埔寨人，是台灣所謂的「新二代」。《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一書中，寫下了她在成長過程中，備受歧視的困惑、痛苦和憤怒。
她在高中時，跟母親回了一趟柬埔寨，在不同語言、生活習慣的衝擊下，她痛下決心要去直面自己在母系方面的文化和血源，穿了耳洞而且自學了廣東話。
後來她取得全額獎學金、到文化大融爐的美國留學，處在對族群、語言、文化、性別等等特徵超級寬容的社會之中，使她更深切感受到台灣對新移民的不友善。
這讓我想起最近我在台灣梨山，一段和越南新住民接觸的感想。
在梨山賓館前面，有很多賣梨和蘋果的攤位，其中不乏慇勤的台灣人操著熟悉的閩南口音在叫賣，而我們最後佇足購買的，則是一位越南新娘的攤子。
她的小孩都上高中了，閩南語說得很好，但是還是有一點點越南話軟儂的口音。
我們不介意她的口音，更不在意她是否是越南新娘。會跟她買梨，在於她的誠懇，而且跟老婆大人不斷親切地姊姊長姊姊短的。
她讀高中的孩子就是台灣的「新二代」，非常可能是另外一位劉育瑄，因為我付出買梨的錢，可能是孩子補習費用的一部分，畢竟並不是每個孩子在學業上的表現、都會自然而然優異的。
記得有人研究過，台灣排名在前面的大學和科系，它們的學生大都來自於大城市。能不能上好的大學，當然並不直接由父母的財務狀況所決定，但是城鄉的差距，就是一個隱性的階級差距，間接會決定他們的孩子會上怎麼樣的大學和科系。
然後，我又想到在鄉下唸中小學的時候，那些每天從山裏必須走上一、二小時來上課的同學……
相信現在大家對於原住民、新住民比以前是更尊重了，公然歧視應該很少，甚至會引起眾怒。
而新住民及他們的「新二代」在社會上，也都有非常優異表現的人，所以已經不可以用是不是「新住民新二代」就認定它就是問題。
更值得大家關注的是，因為財務經濟能力的高與低，所產生出來的隱性階級區分，使得比較弱勢/貧窮的族群的「新二代」，更無法突破經濟現狀，更無法在社會中往上流動，這才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所以啊！台灣新住民新二代要感到害怕的，不只是表面上看得見感受得到的歧視。他們要真正感到害怕的是，家庭財務經濟能力所界定的隱性階級。而這已經不只是新住民第二代所獨享的權利，這是所有比較弱勢家庭第二代共同的問題。
至於歧視的議題，我們對於新住民及其新二代，當然要更富同理心，要表現出更平等的互動。他們已經是台灣未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應該是該覺得害怕的那一個部分。
大家一起努力。
*：《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劉育瑄 著
2020/11/14 身為在台灣的新二代，我很害怕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