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傳統城市的發展，必須要有足供擴展的平緩腹地，和提供水源的河流通過。對台北市而言，那就是臺北盆地和淡水河。
臺灣島位於中國大陸東南外海的邊埵，一向不被重視，因此往往成為中國饑荒時無計可施的閩、粵地區人民，冒險渡過台灣海峽黑水溝，去尋求活路的出口。
臺北盆地自古是一個草莽的森林，一向是原住民漁獵的天堂。
荷蘭人曾在西元1624年到1662年間統治過臺灣，但是它的治權主要在臺灣西岸的南部，勉強往北到臺中的大肚國王，而且採取由原住民頭目自治的鬆散型態，勢力並未及於臺北地區。
西班牙在西元1626年到1642年之間，曾短暫佔據基隆及淡水(滬尾)，後來被荷蘭人擊退。西班牙人的勢力，也沒能進入到臺北盆地。
鄭成功在1662年趕走了荷蘭人，據說曾屯兵臺北，但是人數很少而且很快就往南撤退了。
漢族對臺北盆地的支配，是一直到了清代，才由閩南民間的漳州人及泉州人，逐步進入屯墾，對原住民半哄半騙，把原住民從臺北盆地趕走，才佔了下來的。
『….,根據舊的記錄所記，臺北地方的開拓始於康熙47年(1708年)，有一泉州人，叫陳賴章者，請求於官方，要建設大加蚋堡，即要開墾現今的臺北市之地，因而著手開墾者，這實可稱為臺北之發祥時，……』*
獲得官方准許的陳賴章，溯淡水河而上，發現左岸的新莊已經有不少屯墾者，就繼續到了對面右岸，從夏摩亞社到艋舺之間的河畔，一邊跟原住民貿易討他們的歡心，一邊約定開墾和移民的事宜，最後的結果就是土地都盡入到陳家及其他移民者的手中。
因為當地原住民是坐在叫Manka的獨木舟中捕魚的，漢族就把那塊新增的屯墾地叫做莽甲，後來改取一個比較文雅的字眼，叫做艋舺(今天的萬華)。
當時來往都靠水路，艋舺一帶的淡水河岸夠深，在新莊的河港淤淺之後，所有來往的戎克船改停艋舺，當地也就一時興盛繁榮了起來。
艋舺成為臺灣第三大城市，就是所謂的「一府二鹿三艋舺」中的三艋舺，緊緊追在臺南府和鹿港之後。
首先到艋舺開墾的是泉州人，和比較晚到的漳州人，相互看不順眼，終於在咸豐3年(1853年)爆發了分類械鬥。泉州人退守同安人的八甲庄，但還是守不住，只好被迫遷至淡水河更下游位於同為右岸的地方，是為大稻埕。原在新莊的泉州人，後來也有不少人聞訊跨過淡水河，去大稻埕加入屯墾。
艋舺在分類械鬥之後，元氣大傷，加上大嵙嵌溪(今大漢溪)持續從山上沖下大量的泥水，慢慢使得艋舺的河口淤積了，大的戎克船無法停靠，紛紛改到到大稻埕，造成艋舺由華麗的發展中一轉身，居然就從此落沒了。
被逼退到大稻埕的泉州人，反而因禍得福，有夠深的河港加持，茶米火紅的生意又錦上添花，在同治七年(西元1868年)已經發展成為生氣勃勃的新商業區了。
大稻埕本是Keluna社原住民的領域，被泉州人驅逐之後，就跟大龍峒Toalonpon社的原住民，一起去Tatayu社的領地尋求活路了。
(Tatayu塔塔悠，是凱達格蘭族的一個社，當年活躍於今基隆河南岸的塔悠路、撫遠街、濱江街一帶。塔塔悠是平埔族語Tatayu，原意是指女子髮飾。)
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依沈葆禎的奏議，設置臺北府。選定大稻埕和艋舺之間的區域，圍建一個內城，四面城牆和五個城門在光緒8年(西元1883年)完成。新莊、大稻埕、艋舺、內城，就成為臺北市發展的雛形了。
清光諸11年(西元1885年)，劉銘傳將台灣改為行省，銳意經略。他把臺南的臺灣府改為臺南府，在臺中新設臺灣府，加上臺北府，合起來為三府。他的巡撫衙門設在臺北，統轄全島事務，臺北首度成為台灣的首府。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取得臺灣，也把政治中心放在臺北，並在實際統治了數年之後的1920年，修改地方制度，臺北正式成為名符其實的「市」，市制公布實施。
這大概就是臺北市的前世。
日治時期的臺北市，拆掉了內城的城牆，改建成三線道。從樺山往圓山建了一條朝拜圓山神社的道路，並在跨越基隆河的地方蓋了昭和橋。往三重的方向在淡水河上蓋了台北橋，在古亭的方向蓋了瑩橋。淡水及新店線火車通車以及後來市公車的營運，在在象徵了臺北繼續向外的發展。
而本來生活在臺北盆地森林裏的原住民，要嘛往更深山裏去討生活，要嘛留下來受漢族的影響，成為失去語言、文化，無法證明自己是原住民的平埔族。一個現代化的大臺北，就是由原住民感傷的歷史中，繼續寫了起來。
*：《臺北市史——昭和六年》，田中一二著，李朝熙 譯
2021/1/20 臺北市史——昭和六年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