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墓地前的祭儀上，臺灣方面的代表由牡丹社遺族白勇務先生擔任，先在墓前灑酒為逝去的人們進行供奉，接著他做了以下的發言：
「為了祖先的錯誤，我們不遠千里來到此地參拜，除了表達我們原住民的誠意，也希望大家可以忘記過去，一起向前看。」
問候結束後，牡丹社、高士佛社與沖繩遺族代表共計三人緊緊握手，如同要安慰彼此辛酸過往般地互相擁抱。這是捨棄怨恨與予盾，為了將來友好發展的誓言。在這個瞬間，許多參與者拭去淚水並微笑相視。在受害者墓前，眾人依序焚香祝禱，一時間香煙缭繞。
之後，由臺北前來參加的楊孟哲教授朗讀奠祭文，儀式圓滿順利完成。即便儀式結束後，雙方相關人士仍久久不願離開墓前，彼此互相擁抱並為往生者祈求冥福。
儀式之後，接受沖繩與臺灣雙方媒體訪問的，是宮古島船頭職(相當於郡長)仲宗根玄安的後裔——居住於大分市的仲宗根玄治。
「對於這次臺灣諸位的來訪，我非常感動。我們也能理解這是因為風俗、文化的差異而引發的不幸事件。」…….』*
這個「和解」的程序，發生在2005年的6月。成行的契機，是在前一年的2004年，在台灣屏東縣舉辦的「牡丹社事件一百三十年歴史與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擔任該學術召集人的沖繩大學客座教授又吉盛清，針對此事件已向原住民一方道歉。排灣族牡丹鄉長林傑西也立刻發聲回應，表示想對琉球的受害者遺族們道歉。』*
臺灣原住民在2005年組團前往沖繩，向牡丹社事件中受害日本人的後裔道歉，就是原住民對又吉盛清表達的道歉的「回禮」。台灣原住民稱之為「和解」，在原住民的文化中有「負起責任」的深層意義。正如原住民部落之間，或在日治時代原住民部落與日本人之間進行「埋石和解」，都有「互相承諾」、「負起責任」的意思。在130年前發生的牡丹社事件，相關的排灣族既是加害人，在後來受挫於優勢武力的日本遠征軍也是受害人，用原住民「和解」的字眼，更可以正確表達他們的想法。
先簡單總結一下發生在1871年到1874年間的「牡丹社事件」。
當時的琉球(今日本沖繩縣)，夾在清國和日本之間，為了生存不得已只好同時向兩邊都稱臣納貢。1871年，由日本返航的納貢船碰上了風暴，其中有一艘漂到了臺灣島東南方邊的八瑤灣(今九棚灣)。生還人員好不容易上岸之後，誤入了高士佛社的區域，因為語言無法溝通，在一連串的文化差異的誤會中，有54位琉球人被殺，另外有12位在漢人(客家人)的藏匿保護下，幸運輾轉回到了琉球。殺害琉球人的是台灣排灣族高士佛社，但因為祭壇沒準備好，割去受害人首級的則是同為排灣族的牡丹社。
日本一向透過在九州的薩蠻藩就近控制琉球。薩蠻藩主張對琉球的宗主權，為了保護琉球人，就在1874年派出西鄉成道(西南戰爭赫赫有名的西鄉隆盛的弟弟)率領5000多名的志願軍及從軍人員，從屏東射寮登陸，兵分三路對原住民進行「報復性」攻擊。
然而，實際的戰鬥很有限，透過日軍的斥候和漢人居中的協調，大部分的排灣族都採取合作的態度，唯獨牡丹社的頭目父子在石門一戰而死較為慘烈，而當日軍抵達高士佛社的時候，原住民早已人去樓空。日軍焚燒了部落，使得遁入深山中的原住民的生活頓時失去了依靠，後來死了很久比較脆弱的老弱婦孺。日本志願軍直接死於戰場的只有幾十人，倒是有五百多人死於瘧疾及台灣南部的熱病，而後來日本從清國得到只有少少的賠償金，可以說是一場表面上看起來完全不符成本效益的荒謬戰爭。
但是，日本透過遠征台灣原住民，號稱是為了保護琉球屬民並申張正義，因此順利獲得了對琉球的控制權。日本天皇在1779年就宣布把琉球變成了日本的一個縣(沖繩縣)，遠征軍發動的就是一個戰爭，殆無疑慮。
漂流到南台灣被殺的琉球人是被害人。
高士佛、牡丹社原住民，既是加害人，而在日本遠征軍的攻擊下，也成為被害人。
日本遠征軍是加害人。
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把牡丹社事件簡單形塑為壯烈的抗日事件，模糊了高士佛社殺害琉球人在先，日本遠征軍實際在戰場上直接造成的傷亡有限，原住民老弱婦孺大多間接死於侵略戰爭所造成的人道危機的這些事實。
而當《牡丹社事件靈魂的去向》的作者平野久美子前往當年募集遠征軍的長崎踏查之後發現，相關的碑銘早已湮沒在荒煙蔓草之間，不止相關的文化財產保護單位不知其存在，一般的日本人對1874年前往台灣的遠征軍則是無感的。
在2004年沖繩大學客座教授又吉盛清對台灣原住民道歉，是代表日本表達1874年日本遠征軍對排灣原住民(尤其是對老弱婦孺)所造成的傷害。2005年排灣族前往沖繩，則是對在1871年高士佛社和牡丹社殺害54名琉球人的不幸表達了歉意。
西鄉從道已經將從原住民索回的頭顱送回琉球安葬，而剩下的遺骸由當地的漢人(客家人)收集之後，葬在了車城往四重溪路上的統埔，稱為「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一百多年來持續由當時的漢人(客家人)的後代維護祭拜著，後來受害者的後裔也曾前往祭拜。有受害者的後裔要求挖掘出骨骸驗明DNA以後歸回琉球故土，但是因為該墓已經被台灣列為古蹟，實難以辦理，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日本遠征軍抵台之前，日本已經派了水野遵和樺山資紀等到台灣進行調查。樺山資紀在日本於20年後領有台灣的1895年，成為台灣的第一任總督，在遠征軍石門之役率領日軍的佐久間左馬太中佐，就是後來在1906年任台灣第5任總督，強行以武力實施「五年理蕃計劃」的那位佐久間左馬太呢！
牡丹社事件對台灣的影響，就是喚醒了清朝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視，在安平(台南)和打狗(高雄)建了新的砲台，在恆春建了防禦的城牆，在鵝鑾鼻建了燈塔。原來李鴻章派至台灣增強防務的6500名准軍並未與日軍交戰，反而在1875年在處理漢原衝突中，成為討伐排灣族大龜文社的主力，是為獅子社之役，為清朝「開山撫蕃」的策略，開打了第一槍，雖然最終不了了之。在同一年，吳光亮率清軍打通自林杞埔(竹山)到璞石閣(玉里)的東西向道路(八通關古道)，然而因為通過脆弱的地形，加上不時有強悍原住民的出沒，沒有多久那條古道就幾乎完全荒廢了。1884年迎來清法戰爭的台灣(淡水、基隆、台北)保衞戰。1895年，日本透過甲午戰爭領有台灣，開始登陸。台灣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的20年，又再遇上了日本人，這一遇又是外來統治的60年。
*：《牡丹社事件靈魂的去向》，平野久美子 著，黃耀進 譯
2022/2/25 牡丹社事件靈魂的去向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