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癌症末期病患既希望能活久一點，卻還會選擇副作用強，而且會縮短壽命的醫療行為。患者的這種心態，在行為經濟學中稱為「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人們都不喜歡自己確定會蒙受損失的感覺，因此會去選擇多少能減輕損失的選項。雖然經過冷靜思考後可以知道，能確定損失的結果是比較理想的狀態，但在現實中卻非如此，如果遇上的是件一輩子只會碰上一次的事情，那就更是如此了。』*
『過去，醫師把病患缺乏醫學知識當作前提，由醫師選擇他認為最合適的治療方法。這就是基於「家長式領導」(paternalism, 或稱溫情主義)進行的醫療行為。……在目前的醫療現場，採取「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主流的做法。知情同意原來指的是，「醫師把醫療相關資訊提供給病患，病患在清楚治療的內容和可能產生的後遺症或副作用後，雙方再依循治療方針，在彼此都同意的情況下做出決定」….. 後遺症和副作用發生的可能性，都是以機率來表示，要讓患者……選擇出一種治療方式，著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從行為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人類在做決定時，卻呈現出有系統地「脫離」會做出合理判斷的傾向，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這之中存在著偏誤(bias)。因此，就算是相同的資訊內容，只要改變呈現的方式，人們做出的決定也會隨之改變。……』*
患者和醫護人員，在做決定時都存在著偏誤。如果能夠讓大家理解這種偏誤的存在，將有助於做出更好的判斷和決策。
那麼，能怎麼做呢？
《智者生存》這本書，提出了第三種方式，「自由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
『……能夠以最大限度保障個人選擇自由為前提，提供一個促使人們選擇較佳選項的機制，這樣的思考方法就稱為「自由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
意思是說，不要為了避免法律責任，說是「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其實是讓患者承擔所有決定的責任。醫護人員，不妨『….. 利用行為經濟學的特性，使其往好的方向改變的方法，稱之為「助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察·塞勒(Richard’s H. Thaler)，把助推定義為：「(助推是)既沒有禁止某種選擇，也無大幅改變經濟上的誘因，卻能夠把人們的行為架構變得可以預測的所有要素。」』*
「推助」(nudge)，原意用用手肘輕輕推一把，是一種提醒和助力，絕不對不是一種禁制，也不是用強烈的經濟動機來改變決策，而是一個促進形成更好的決策的做法。
在「推助」的理念執行上，教育就很重要了。
以前大家對於臨終醫療，要嘛是病人希望延命的不實際想法，或者是家屬基於自己或在意別人的眼光想表現「孝順」的心意，堅持不必要的急救或勉強延命的措施，但卻忽略了患者本身臨終生命、生活的品質。
這幾年，在教育的「推助」之下，更多人選擇了更有生命、生活品質的臨終醫療的安排。
另外在立法的「推助」之下，預定醫療決定(AD, Advance Decision)變得可能。患者可以在神志清楚的時候，預先決定臨終醫療及急救方式的決定。
而在醫療的現場，醫療人員如果能自我提醒自己可能犯的「偏誤」，而且能夠基於專業提醒患者朝向更合理的決策方向思考(不是幫患者決定，也不是完全任由患者自己決定)，這就是一種「推助」。
用癌症末期患者決策方式，可以用來理解幾種「偏誤」：
「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偏誤：癌末病患選擇「臨終醫療」，就是「接受損失」。『癌症末期的患者就算已經無法透過積極的治療挽回健康，而且還為此蒙受巨大損失，但哪怕還有一個只有1%的機率能維持他狀態的選項，患者還是會樂於承擔風險而選擇它。』這就是一般人會犯的「損失規避」偏誤。
要賣掉一支表現不好的股票，進行「停損」，在心理上是困難的，也是一種「損失規避」偏誤在作祟。
賣掉股票，就像是癌末病患接受「臨終醫療」一樣，是承認了損失啊！
「捷思法」(Heuristics)偏誤：『看重手邊立即可得的資訊，而且只靠這些資訊就做決策』。
癌末的病患聽信「偏方」，就是典型「捷思法」的偏誤。甚至醫師對複雜的醫療程序表現得太有信心，而患者把資訊簡化成為可行，那也是犯了「捷思法」(Heuristics)偏誤。
買賣股票聽信「名牌」，也是「捷思法」(Heuristics)偏誤啊！
在行為經濟學家的研究中，人會犯偏誤，因此會不自知做出不夠理性的決定，當然不止「損失規避」和「捷思法」這兩種偏誤而己。
不管是患者、家屬或者是醫護人員，都要理解這些偏誤的存在，在進行醫療決策時要互相提醒以避難陷入偏誤的陷阱(這就是推助)，那麼就更可能形成最佳化的決策了。
*：大竹文雄 平井啓 著 林巍翰 譯，《智者生存》，2021年2月，大牌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3/8/21 智者生存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