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湯恩比(A. J. Toynbee)在研究文明發展史的時候，提出一個挑戰與應戰理論(台灣翻譯為，挑戰與回應)。認為從推動文明的角度看，環境不能太壞，也不能太好。太壞，人類無法發展，也不可能創造出什麼東西。但環境也不能太好、太優越了。太優越了，人們不需要勤懇勞動，懶得去奮力開發，也創造不出什麼東西。最好是在一個適度的水準上，既有適宜的基礎，又存在一定的挑戰，在這樣的環境中，人類會不斷地受到激勵(去應戰)，向環境的深度開發，文明於是不斷發展。
司馬遷有類似的看法，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寫道：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耨，nòu，除草；果隋，瓜果；蠃蛤，螺蛤；執，执。眥窳，zì yû，苟且懶惰。)
司馬遷的意思是，江南是個天然食物資源比較豐富的地方，那裏的人們不用費大腦筋，不用幹苦工作，生活就過得去。但是另一方面，這個地方人們又因為沒有被逼出來創造性，他們的生活雖然穩定，但很消極，他們沒有餓肚子的問題，但也不會下力氣苦幹變得富有。司馬遷的這段話，可算是對湯恩比的觀點的一個註解。(或者反過來，湯恩比是對司馬遷的註解。)
我們可以由此聯想，中華文明的搖籃為什麼是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也曾“搖”了一段時間(比如良渚文化)，但搖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起就搖不動了。文明是怎樣創造出來的？是忙出來的。自在不成人，同樣悠閒也不成文明。」*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把中國地理，區分為山東、山西(以崤山為界)、江南、龍門–碣石以北。其中的龍門–碣石一線，從黃河的龍門往西北方向一畫穿過太行山到渤海邊的碣石，並非是一個依照高山、河水所造成的自然地理來做的分區，而是參照了自然環境的改變及歷史的演進。以前太行山西邊是有農耕的，但後來乾旱了，就形成農牧並存的狀態，再往西北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了。龍門–碣石一線，是中原與西戎的分界，也是農耕與遊牧的分野，必須放到歷史文化的層次上面考慮，才能明白。
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從東北的黑河往雲南的騰衝，畫了一條分界線，把中國一分為二，發現大多的人口都居住在這一條線的東南邊。這條虛擬的分線，就是有名的「胡煥庸線」。胡煥庸線，不是簡單的地理分界，而是中國幾千年的融合與分裂，所造成的歷史文化疆界。
韓國的慶尚道和全羅道分成東與西，台灣以濁水溪分為一南一北，也不是簡單的地理疆界可以解釋的。韓國南方所分的東與西，可遠溯至新羅國聯合唐朝滅了百濟的歷史舊恨，而台灣的濁水溪分界，則是璋泉閩南、客家及外省人遷入台灣，前前後後幾百年互相衝突與融合所逐漸造成的痕跡。
要看透地理，必須加上歷史文化的縱深，才是一個夠完整的角度。
*《給孩子的歴史地理》，唐曉峰 著
2018/2/20 地理的分界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