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透過一些香港關鍵詞來了解香港呢？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城邦
『我們要知道，香港從來都是一個自由港，甚至是避難港，無數不同身分、族群、地位的人因各種關係來到香港，有的過境，有的暫住，也有不少選擇留下，我們基本沒有軍事力量，純粹是庇佑在國際關係的裂縫下，也因此發展很多經濟的優勢。我們過去幾十年蓬勃的社會發展，得力於一種去政治的氛圍下，不同政治背景的人能夠一同生活，避過或無視政治的運作。從70、80年代的越南難民到2013年的斯諾登(Edward Snowden)，以及收留斯諾登的滯港難民，他們選擇了的香港，不是因為香港是理想國，而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曖昧的地方，可以讓他們這些曖昧的人暫住。城市不一定是一個讓人長期居住的地方，反而，城市人口流動頻繁，為不同的人提供暫時的容身之所。長期居民和短期過客一起生活，儘管人來人往使社群不容易建立，但既然為著各種原因必須共同生活，定居者和過客也必須學習溝通和商議，間接建構這個地方。
可是，今天很多香港人都開始覺得，這樣一種避難所精神都已經不足夠幫助香港發展民主，我們要的不只是同舟共濟，而是積極參與，我們要建立體制，保障人民的平等參與、本土的文化傳承以及有不同需要的人的社會福利，所以我們要一個以香港人為依歸的民主制度。很多人都相信，如果一座城市的經濟運作能真正建基在民主過程上，城市發展就不能無視各種貧富不均的現象。
但我們也必須了解，在香港，這種民主不會建基在一個封閉的國家或民族上，我們的民主一定必須以城市為單位，而這個城市永遠不能自給自足，我們的文化活力，也正是建立在不斷的包容和溝通上。我們要在政治共同體的關閉和對世界的開放中拿捏平衡，不是因為我們要在政治和經濟的範疇中都取得最多，而是因為：開於閉、收與放必須互相依存。這不但針對香港，而各種政治抑或經濟論述中，邊界的開與閉都非常重要，只要人還是群居動物，我們就必須處理社群的共同生活，以及它對外的關係。
(中略)
在今天的香港，我相信本土和左膠之間的衝突是一個思考的誤會，我們也相信沒有很多思想成熟的香港人會選擇極端的封閉或極端的開放。舆其要建立一個不變的理想烏托邦，我們不如思考如何在永久不為人所掌握的歷史中，嘗試建立一道有各種裂口的圍牆。在政治上讓民主建立，在文化及社會的層面容許改變發生，以民主為前提，在變與不變中尋求依據，這才是城邦對今天香港最大的想像資源。』*
香港的言論自由
可是，英式法治在殖民地香港，不只打壓集會自由，還實施新聞檢查制度。根據吳海傑的對香港歷史的研究，『……香港歷史上實行的普通法制度，在絕大部分的殖民地時期打壓市民言論和政治表達自由，以鞏固殖民地政府的專制權力，和英國對海外帝國領土的控制。 …..』* 這種狀況，是直至80年代，中英就香港回歸達成共識，才開始有所改善的。
香港的環保與開發
香港只有四分之一的土地開發為城市，『另有兩成是郊，主要由農業或綠化帶組；其餘近五成是未發展的野外。郊野佔據的主導比例，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香港全然是一個大都會的單一形象，激發人們重新想像香港的其他潛能。』* 香港是要大量開發那些四分之三的綠地以提供更多低的住房嗎？據了解，其實不用，還有2000公頃的現成廢棄熟地可以使用呢！可是，為什麼香港政府不用呢？
香港的自治
『……香港受「中國因素」影響，雖未有走向獨立或全面普選，但仍經歷了一個「非正式的權力下放過程」(informal devolution)。在1950至1970年代間，逐步建立起包括自行制定財政預算、設定貨幣滙率、制定對外商貿政策、管理外匯儲備、處理對外事務及參與國際組織等相當全面的自治權力(顧汝德2011)。
故此早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展開之前，香港其實已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殖民地——香港與正式的「自治領」(dominion)的分別，就在於尚未建立「民主自治政府」(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各種非正式的自治權力，由以官僚為主體的殖民地政府行使，即一種「官僚自治政府」(bureaucratic autonomy)。換言之，當中英兩國在1980年代，決定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去「維持香港現狀」時，實質上就是透過《中央聯合聲明》這條國際條約，以「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確認當時香港已有的自治權，……(中略) ……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客觀而言就是透過全國人大立法的「國內法」(domestic law)框架，正式將香港在戰後經歷了長時間演變而成的自治傳統、並由《中央聯合聲明》這條國際條約確認的各種自治權，予以正式的「成文化」。』*
香港的實用主義
香港延續大英帝國引以為傲充滿彈性的實用主義。過度重視規範化考核，忽略創意與即興，培養出一批順從大英帝國的本地菁英。不重視學校教育，到1978年中學才實施強制性免費教育，受高等教育的人少。對官商勾結的默許和接受，尤其在地產的範疇。殖民政府對標榜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採取消極態度，使得兩成香港人活在貧窮中，香港政府和社會普偏的價值觀是：輕視沒有金錢或沒有實質回報的事物。(*摘錄)
實用主義的問題是，只要合用就好，不會為了「不切實際的理想」而去費力改變。『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例如佔領中環、雨傘革命、本土主義的冒起，甚至主張香港獨立的呼聲，或會為香港帶來不和和分歧，但它們象徵著一種令人耳目一新、願意探索新可能性的非務實態度。…..』香港希望「安定」的中產階級可能不以為然，然而其中探索的「變」，說不定可以衝破實用主義的藩籠，為香港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香港優先的族群標籤
『…..不同的非華裔族群在香港的不同標籤，正正揭示了香港的多元文化主義並沒有促進社會多樣性和平等。白種人、日本人、韓國人一般被稱為外籍人士；印尼人、菲律賓人多數被認為是移徙工人；東南亞人和非洲人則被視為少數民族。這樣的標籤方法本質上就是模式化觀念(stereotype)，把階級和族群混為一談，建構出種族階梯，因此說香港的多元文化主義不一定會促進平等，另一個例子就是移民政策如何歧視外來家庭傭工，即使在香港工作了七年或以上，符合居留期條件，外來家庭傭工也不能獲得永久居留權，不能成為香港公民。以上種種說明香港的多元文化主義並非自由多元文化主義。』* 香港的多元文化主義，其實是以香港為優先的。
香港話消失的焦慮
『在中港融合的主旋律下，普通話無論於教育抑或日常生活層面，慢慢變得比「香港話」更重要，後者逐漸被視為次等語言。以少數文學與華語語系為框架了解「香港話」，重視的諸種語言實踐怎樣藉著強調自身的同時，質疑中國性與殖民性。近年，香港有些人從數碼技術重新形構「香港話」，本文認為是凸出香港主體性的重要嘗試。』*
香港被忘記的少數族裔
『……因為歷史健忘症，香港是一個「去種族化」(raceless)的全球化城市，它忘記了一個事實：雖然非特權少數民族僅佔總人口的5%至6%左右，但是他們建立起明顯的社群、有著獨一無二且各式各樣的風俗習慣，並為香港社會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然而，同時，他們的呈現卻持續地聯繫於卑賤的職業、有關社會福利的論述，以及越來越多的犯罪事件之中。除非在社會恐慌和道德義憤的時刻之中，這些聯繫導致他們的存在被無視。
因此，這歷史健忘症隱含了階級性的面向。可以這樣説，南亞裔人越是給無休止地置於香港的階層底層，主流人口越是會傾向忘記他們的存在。』*
香港人的夢
『西西的《浮城誌異》由十三篇短文所組成，寫於1986年4月，轉眼已經三十年。回望社會變遷與歷史脈絡，由1984年草擬的《中央聯合聲明》為小島的命運掀起序幕至1997年回歸，不少香港人視西西小説的超現實描述為有力的寓言。小島的命脈，在在與故事中的「浮城」，那不上不下的地理狀，連上不可分割的關係。浮城具體地被理解成一種城中人感到無助與不安的經驗，以及對歴史未能掌握的無力感。』*
抄一段《浮城誌異》的文字，給大家感受一下，可能非常可以描繪住香港浮城的人的感受：
『到了五月，浮城的人開始作夢，而且所有的人都作同樣的夢，夢見自己浮在半空中，既不上升，也不下沈，好像每個人都是一座小小的浮城。浮人並沒有翅膀，所以他們不能夠飛行，他們只能浮著……整個城市，天空中都浮滿了人，彷彿四月，天上落下來的驟雨。』*
印象中務實勤奮的香港人，是從來不作夢的。看了西西的這篇寓言，才知道香港人也還另外一種可能。
住過香港的龍應台，在致中國領導人的一封信中說，「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香港人如果閱讀到了，是不是會有與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呢？
只是重視實用主義的香港人，或許不會費事去閲讀龍應台。香港人已經開始從街頭添加一點理想的浪漫色彩，是一種不一樣的改變。可是，那樣就可以為「一國兩制」的香港，走出一條康莊大道嗎？
Yes and No.
*：《香港關鍵詞》，朱耀明偉 編
2019/12/30 香港關鍵詞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