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近現代日本文學中的這些自殺現象，某個意義上是這群日本的知識或文化菁英，在近代日本形成的過程中，跟近代日本共同誕生，共同苦惱，共同承受歴史的各種波折之後，不斷在追問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叫作「日本」，什麼叫做「日本人」。而透過這種閲讀過程，我們得以理解到日本認同的厚度和深度。換言之，我們是透過死亡去理解自我——透過日本文學的死亡，去理解日本的形成。』*
1894年，北村透谷。
北村透谷的自殺，代表在日本明治維新全盤西化之下，日本知識份子對於日本傳統的式微，一種無力的反抗。
1903年，藤村操。
藤村操是夏目漱石的弟子。夏目漱石的作品跨越日俄戰爭時期，對日本全盤西化之下的病徵，有很深入的診斷。他認為日本人應該回歸到東洋式的「心的修練」。藤村操的自殺，代表知識份子在失去文化共同體的支持下的徬徨和迷失。
1912年，乃木希典。
在明治天皇去逝後，乃木希典偕妻子自殺殉死。乃木希典在西南戰爭中，軍旗被西鄕隆盛軍所奪，本欲自殺謝罪，但天皇免他一死。後來在日俄戰爭的旅順203高地，他指揮不當，白白犧牲了很多日本青年的生命，本該自殺以示負責，而他以臣不敢先於天皇而死，隠忍了下來。所以在天皇逝世時殉死，是一種延遲的自殺。乃木希典的死，代表日本武士為榮譽而死的傳統消逝之始，接下來被軍國主義收編，以致戰敗諸多將領被綁赴受審，完全失去了武士道的精神。
1923年，有島武郎。
大家對日本大正時期表面的百花期放，往往認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浪漫時代。日本大正時期，是受美國文化影響的高峰期，社會道德敗壞。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山和他的一些同志，被認為要暗殺天皇，犯了「大逆罪」，而全被處死。從此不可以批評天皇，不可以主張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大正時代在政治上，是完全禁閉的，絕對不浪漫。有島武郎是白樺派著名的小說家，他是一個貴族，在1922年將自己北海道的地都放領給農民，但由於對社會改革揮之不去的無力感，後來和不倫戀的女記者波多野秋子，一起在輕井澤的別墅自殺。
1927年，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死於大正時代結束、昭和開始之時。芥川龍之介認為，『藝術就彷佛是一幅地獄圖，是熊熊燃燒的火焰，要求作家用生命當燃料，所以近代藝術說追求其實的要求，基本上是對藝術永不饜足的研究，把藝術家導向死亡的深淵，是極度危險的探究。一個藝術家要追求藝術極致的時候，他可能要走到最危險的境地，必須要犧牲自己的生命，……』* 芥川龍之介說他之所以要自殺，是因為心中「茫漠的不安」。芥川龍之介逝世之後，知識份子為了擺脫理想主義「茫漠的不安」，紛紛在1930年代投入馬克斯主義的懐抱，他們當然是遭到日本特務警察的嚴厲鎮壓。1932年反對成立滿洲國的犬養毅被暗殺。1936年皇道派政變失敗，日本完全走向統制派的軍國主義了。
1948年，太宰治。
日本戰敗，百廢待舉。日本天皇也在美軍佔領之下，宣布他是人而不是神。在日本全面崩潰之際，日本文學「無賴派」登場。太宰治用一句話說明什麼是「無賴派」：『思想？謊話。主義？謊話。理想？謊話。秩序？謊話。誠實？謊話。真理？純粹？全部都是謊話。』* 在太宰治的作品中那些墮落不幸的人，『仿佛像是掉進地獄的地藏一樣，具有某一種救贖的意義，所以符合那種拯救一切有緣無緣眾生之淨土宗的教義：無論是多麼卑微墮落的人，只要他承認自己是這樣的人，就應該獲得拯救。…..他在〈二十世紀旗手〉裡那句令人不解的名言「生まれて、すみません。(我出生了，很抱歉)」放在這個詮釋中，意義就變得再清晰也不過了。』* 太宰治的死，代表日本戰敗之後，日本人的頹廢和絕望的極致。
1970年，三島由紀夫。
三島由紀夫在1970年模仿1936年的皇道派的二二六事件，要自衞隊起義，把權力還給天皇。但他的私人武裝部隊，是很薄弱的，大家一致認為，那不是起義，只是三島由紀夫自我美學的一場演示而已。『……他整個美學最後走到一條道路，這條道路顯示他一生追求以天皇象徵的日本傳統的美，但這個美卻已經被毀滅，他的小說裏面也預示了這一切都無法再挽回。……』。在三島由紀夫的文學裏，天皇是像神話、詩一般的美學，包括侘寂(わび・さび)和風雅(みやび)等等。三島由紀夫最終無法接受這些美的不存在，因此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2年，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反覆地說，戰後的他早就已經死了，『我的生命還沒出發，就已經如此結束了。……我已經是一個死者，除了哀愁的日本之美以外的事物，今後將一行也不會寫了。』* 川端康成在1972年於旅館開瓦斯自殺，只能說是他在戰後延命活了27年之後，最極致美學的實現了。
『……身在夾縫之中的台灣人，對自我和主體並不執著，他們比較執著的是現世的物質利益，……。執著於現世的物質利益的台灣人，對死亡沒有什麼深刻的思考，更不要說什麼「意志的死」了。……如果看日本、想台灣，你會發現我們對台灣認同的理解，我對自我的理解其實還非常膚淺，「台灣人」的形成還在一個很早期的階段，除非能夠像日本這樣深入理解自己靈魂的幽暗之處，我們不能說台灣人已經完成。所以台灣人是一個未完成的民族，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受苦，更多的反省。……』*
好深刻的批評。台灣人為自己想做的真正台灣人，是否有像日本人一樣堅定的犧牲精神？因為太過世俗務實，這一點令人懷疑。吳叡人從日本人在歷史上對死亡的態度來對照觀察台灣人，和瓦歷斯·諾幹從原住民的角度所看到的，得到非常一致的結論。台灣從來沒有準備好去犧牲更多的鄭南榕，台灣人的面目之所以依然模糊，其來有自。
*：〈文學的自殺與日本近代精神史〉，《文藝春山 創刊號》，吳叡人 著
2021/3/7 文學的自殺與日本近代精神史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