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沖繩石垣島西側的西表島，富含煤礦，於明治19年(1886)由「三井物產會社」首度開採，到1960年代為止，走過70多年悲慘的歷史。
之所以說是悲慘，主要是當時在沖繩西表島開採煤礦倚靠大量的勞動力，遠遠落後同時運用了更多資本和機具的日本九州及台灣基隆等地的技術。為了從日本內地和台灣招來勞工，不免就用了哄騙的方式。而人一旦到了礦區，就驅趕下坑從早到晚工作，不適應逃跑者被抓回來就是一陣毒打。不堪受虐自殺者有之，染瘧疾死亡者有之，被打死、殺死者有之。
其中台灣人經營的謝景坑更惡劣了，居然販售嗎啡給疲累的礦工提神，任其上癮而受到控制，使得有些人縱使回到了台灣，沒有多久也因為渴望毒品而再回去了呢！
而日本人經營的最具規模的，則是隱沒在紅樹林中的宇多良川的礦坑，也最為惡名昭彰。那裏的工人大多來自日本九州地區，受到雇主虐待毒打是常有的事。
『…..西表礦坑大多引進自明治時期就興盛的礦坑制度，其中兩大相當關鍵的特色制度，便是「納屋制度」及「斤先掘制」。….. 「納屋制度」…..類似「監獄牢房」的嚴格管控與勞役制度——以「納屋頭」為管理者的小型勞動單位，由納屋頭負責管理坑夫的日常起居與現場勞動管理，並處理會社與礦工間的關係，包含發放薪水與賒帳….』*
而「斤先掘制」就是承包的意思。有些礦區會社是不直接管理，而是包給承包商「斤先人」的，會社再將「斤先人」開採的煤礦以固定的價格購回。
為了逼出生產力，來自「納屋頭」或「斤先人」不當管理的壓力，就落在礦工的身上。礦坑吸引各種人，尤其是走頭無路的人，自成一個王國的礦坑雖然鬧出人命還是要上警察局，犯案者也會入監，但是根本上就是一個弱肉強食類黑社會的組織。弱勢的礦工，往往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一旦逃脫不成，一頓毒打是難免。抓他們回來的費用成為他們清償不完的負債，很多人在工餘就只能借酒澆愁。
為了控制礦工，薪水是不發現金的，而是發只能在本礦場內使用叫「斤券」或「切符」的代金券。出了礦區，代金券就成了廢紙。礦工既不能輕易離開也無法逃跑，就像坐牢的犯人一樣，完全沒有希望。
1972年沖繩結束美軍佔領，回歸日本統治，那些滯留在沖繩西表島的台灣人是否歸化為日本人，一時成為注目的焦點。而西表島過去採礦悲慘的歷史，也在各種採訪中，被漸漸揭露了出來。
黃胤毓拍的紀錄片「綠色牢籠 Green Jail」，前前後後共用了七年的時間，在日本沖繩西表島做的田野調查，加上在石垣島、台灣、日本九州各地對各種線索的追踪，從一位當時還生活在西表島的台灣阿嬤橋間良子的訪談為起點(2018年去世)，希望能夠凸顯那段被忽略的台灣礦工史。黃胤毓說是一種尋找「接近事實」真相的嘗試。
台灣阿嬤橋間良子是楊添福的養女。
楊添福在昭和12年(1937)被日本的南海炭礦挖角，由基隆「四角亭十六坑」舉家搬遷到西表島，擔任是「斤先人」(工頭)。從台灣阿嬤橋間良子蒐集到的資料，既是礦工工頭女兒的角度，當然也就不是礦工的角度。黃胤毓在接下來的調查中赫然發現，礦工在各項紀錄中，居然是如此沈默，當中的空白，一度難以達成紀錄片報導的平衝。所幸後來在石垣島，找到從礦坑成功逃離的台灣人的後代，透過他們的記憶，把礦工那一部份的「真實」，拼湊了起來。
什麼是紀錄片要呈現的「真實」呢？黃胤毓說那是『……人與人相處的溫度，建立於一種模糊情感的「互動」，由此互動所建立的共同想像，最終落在拍攝處的空氣氛圍中，像是瑜珈一般的心靈運動，透過日以繼夜、日復一日的記錄……』*
他認為在與被拍攝之間形成的「羈絆」(Bound)，會延伸成很多不同種類的感情線，而『……記錄者則是分析、爬梳這些不同種類的情感線，從中選擇我們願依附於此的線路，由此發展出一個我們相信、而心甘情願沈浸於此的情感脈絡。』*
黃胤毓講的互動和羈絆，指的就是他和台灣阿嬤橋間良子之間，在長期採訪中所凝聚的感情。
他曾一度對阿嬤身為礦工工頭養女的身份所表述的內容的客觀性感到懷疑。但是他最後決定，這部紀錄片不應是傳記式的，而應該是情緒性的，『……是圍繞著阿嬤的情緒，就像一聲怨嘆、一聲呼喚、一個步伐。這部片若只能呈現一件事物的話，大概就是一聲阿嬤的嘆息。然後這聲嘆息，足以承載所有大時代下被遺留的人「其後的人生」，觸及更巨大的社會變遷下被囚禁在某個時空中的人們，如何哀嘆其生活。』*
然後，我們終於知道在1930年代之後，有好幾百位台灣人，被吸引或哄騙到沖繩西表島挖煤礦，大多都再也沒有回台灣了。而且他們也沒有留下足夠的印跡和聲音，可以讓我們知道他們當時以及之後的故事。那些空白，我們透過台灣阿嬤橋間良子的嘆息，在黃胤毓拍的《綠色牢籠Green Jail》紀錄片中，用情緒把當中的空白填補了起來。
綠色牢籠 Green Jail的主角們都已經在時間中凋零了，我們除了傷春悲秋之外，能夠再多做一點點的，就是把他們再想起來一次。
*：《綠色牢籠 Green Jail》，黃胤毓 著
2022/1/4 綠色牢籠 Green Jail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