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濟斯河，發源於中國和蒙古交界附近，新疆最北端的阿爾泰山的東南邊，從俄國境內匯入卾畢河，最後流入北冰洋，這也是中國境內唯一這樣流的河川。

額爾濟斯河上游在新疆，就是有名的美麗牧場，阿爾泰地區。

『此時此刻，我和另一條河川源頭如此相近；在這裡散步沈思，想到渺小的自己竟能在廣袤的天地之間保有一小片生存空間，我忍不住覺得自己備受恩寵，也不自覺謙卑下來。然而，我也可以理解，對於那些一輩子都生活在都市、以自我為身分認同的人來說，我的想法之於他們，或許根本無關緊要，甚至有些愚蠢可笑。確實，每一次在都會區久居一段時日後，我的自以為是也跟著高漲。彷彿只有回到大自然裡，我才能平心靜氣地自我檢視與反思，這也是對我最有效的療癒之道。我幾乎可以想像，當我們的地球望向無垠的星宿與銀河時，或許也相對感覺自己的謙卑與渺小。』*

這是《齊物逍遙》的作者，2002年被〈時代雜誌〉稱為「中國最有成就的在世探險家」黃效文，在額爾濟斯河上游探源時，望著壯麗大自然的有感而發。

『感覺自己的謙卑與渺小』，這不就是愛好戶外大自然的人，在大山大水俯仰之間，不時會不得不倒抽一口氣的領悟嗎？

凡高危的，不是為了挑戰我們的勇氣。

凡遙遠的，不是為了磨穿我們的意志。

凡潔淨的，不是為了滌清我們的風塵。

凡震撼的，不是為了喧囂我們的寂寞。

花會開會合，草木會青會枯槁，動物會出現也會消亡。

風，陣陣有所從來而去。

雨，亦滴滴兀自落下。

雷電，交加。

而陽光呢？也不為了放映我們的容顏。

那麼，是為了什麼呢？

黃效文說：你看到了風景，那風景也看到了你嗎？

這真是值得深思的一個問題。

我們從風景看到我們自己了嗎？

That is the question.

每個的心裏，應該都有一條長河。我們一輩子至少應該嘗試的，是像黃效文一樣，爬上那荒莽的脊稜，尋找最初的那個源頭。

看見風景看見自己。

*：黃效文，《齊物逍遙》，2023，依揚想亮人文事業有限公司 Damakey

George Herbert Leigh Mallory(1886-1924），在1924年，參加登山隊，第三度挑戰聖母峰，結果一去不復返。支援他的隊友，最後看到遠遠在聖母峰的北壁上移動的小黑點，看了時間顯然比預定時間晚了很多，不知為何耽擱了。

那是Mallory在世的身影，最後的一瞥。

Mallory遺體和遺物，後來在1999年由一個專門組織的搜查登山隊找到了。他到底是在攻頂之前或之後摔落死亡，卻一直是一個未解之謎。

紐約時報記者曾經問Mallory，已經失敗了兩次，為什麼一定還要去爬聖母峰呢？

Mallory說：Because it’s there. （因為山就在那兒)

這成為Mallory的名言，一個登山高手，為登山的理由，下了一個最樸素的註解。

西藏和尼泊爾、不丹這些地方的人，敬畏高山，對西方人一定要攀爬那些高山，十分不解。

『……高山上的尼泊爾部落以及不丹籍雪巴人有一種信仰：當一個人墜落山崖死亡，便成為奉獻給神明的犧牲品，特別是對於失事現場的山神。他們更相信：任何人如果在別人發生山難的日期和時辰恰好也在同一地點，來日也將落山而亡。……』*

原住民族對高山的崇敬，無獨有偶，在台灣也是一樣的。

鳥居龍藏是日治時代有名的人類學家，他『在佳興社(按：在屏東)的時候，本來要從那裏攀登大武山，因為聽到族人說大武山是排灣族祖靈所居之地，也由於部落的人勸告，放棄了攀登的計劃。他的心情和英國登山界人士一樣。一九五七年計劃要攀登尼泊爾國Machhapuchare峰(魚尾峰)的英國隊，聽尼國人說魚尾峰是一座聖山，任何人包括國王都不可以踩踏其山頂，因此英國隊只爬到距離山頂五十英尺下方就停止，以示對地主國的尊重。』**

對山抱持著崇敬的態度，應該是所有的山友們的共識才對。

為了登上心裏道德的高度，而選擇不去登實體的山頂，那是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和1957年英國魚尾峰登山隊，用行動告訴我們的。

話說在1924年的那個年代，尼泊爾人既然反對去登聖母峰，英國人要登聖母峰，無法從尼泊爾的那個南側上去，他們必須從西藏的北側著手。

在當時印度本來就是英國的囊中物，而西藏自英國1904年入侵之後就被迫開了通商口岸，在英方的影響力範圍內，登山隊因此迅速得到了印度和西藏的對登山的核准，並得到了額外的支援。

登山隊在印度的大吉嶺集合，往東北方向走，穿過提剎河谷(Tista Valley)，進入春碧河谷(Chumbi Valley)，爬過哲拉普拉山口(Jelap La)，進入今天的中國，續走亞東(Yatung)、帕里(Phari)、堆那，之後轉往西經崗巴宗、亭古宗到協格爾，然後轉南往絨布，就是繞了一大圈從聖母峰的北側去攀登的。

這是一條比較容易走的貿易道路，從喜馬拉雅山脈的東側繞行，大約就是一個逆時鐘的方向。

支援攀登而苦苦等不到Mallory返回的歐岱爾，『覺得他的朋友們必曾如此被施了魔法；要不然，還有什麼事能教他們耽擱不回呢？或許山的蠱惑就是這個謎團的答案了。偉大的山邀人前來，也將人棄絕。人越接近山巔，吸引的強度便越大。山會吸出他最後一股能量，沒收他最後一束勇氣的火苗，以免被他的不屈不撓征服。它會逼出他的偉大，讓他一點一滴演出自己的極致。正是為了這個特別的原因，他交出了他的魂魄：它則讓他成就了最佳的自己。』*

像聖母峰這種山，對登山的高手，就是有這種致命的吸引力。

1924年的攻頂雖然功敗垂成，但卻證明了無氧攀登的可能性。事實證明，登山者在攀登的過程，能夠不斷適應愈來愈稀薄的空氣，挑伕已經能把一個帳篷揹到27000呎的高度，而登山者在那兒可以睡得著，得到休息，毫無呼吸困難的高山症狀。

『山本身不是障礙。攔阻進程的是天氣——可怕的風，以及那酷寒，那雪。……』*

在當時，攀登聖母峰最佳的季節，在冬天之後但必須趕在六月之後的雨季來臨之前，那就落在五月下旬。而當印度洋的水氣被季風吹來，會降下大雨，那就是印度在6到9月的雨季(Monsoon season，季風雨季)，高山上會是風強雨驟，攀登不得。

當時，有氧攀登的設備方興未艾，既笨重也容易故障，以今天大部分的登山者都靠雪巴人揹上去可靠的氧氣筒，攀登困難度不可同日而語。

以死亡人數除了登頂人數來算死亡率，聖母峰約4%，第二高峰K2約20%，當然還有死亡率更高更難攀爬的山峰。

攀登聖母峰的人太多了、沿途的垃圾已是奇景。

很多人就從冰凍的屍體旁邊繞過去。而一旦碰到有難的人，在極高的山上步步為艱可能自身都難保的人，往往無法停下來施予援手，這也是一直存在的道德難題。

如果是那樣，為什麼還要去爬像聖母峰這樣的山呢？

Because it’s there.

A good point.

像Mallory這樣，求仁得仁，永遠在聖母(峰)冰冷的懷抱中了。

Because it’s there, he is there. 

我就想，不斷去攀登聖母峰的人，他們期待的是，聖母(峰)最後的慈悲吧！

*：法蘭西斯·楊赫本爵士 著，黃梅峰 譯，聖母峰史詩，2022年2月 二版一刷，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楊南郡，台灣百年前的足跡，2000年4 月第一版五刷，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4/7/31 聖母峰史詩 Damakey

Musk呼籲大家應該暫停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發展，先討論一下，以免AI越俎代庖，斷送了人類可以自主的未來。

『面對新 AI所帶來的各種未知與挑戰，許多人抱持的立場是：紅塵來去一場夢、人生不值得。然而我想要傳遞的想法是：人生其實是一場多維度的旅程，沒有固定的軌道，也沒有明確的天梯可以爬，各種挑戰只不過是這個旅程中不同的景點。這個景點的美好，取決於你如何賦予它意義。』*

這是《新AI與新人類》這本書的作者對AI發展的樂觀態度，和Musk的看法可以說是南轅北轍。

AI更引人注目，是當Alpha-Go 打敗世界一流的圍棋手開始。但是，那充其量是透過超級運算及蒐尋的能力，從各種可能的結果找出勝率比較高的走法而已。

Alpha-Go再怎麼說，也只是會下圍棋的AI程式而已，是一種專用型的AI。

最近出現的Chat-GPT，透過自然語言的分析，從海量的文檔中，蒐尋並整理出最相關的文字，並以自然語言的方式組織起來，其輸出品質往往令人驚艷。

Chat-GPT也是一種專用型的AI，它擅長的不是下棋，而是文本。

Chat-GPT最令人驚訝的地方，是它經過「學習」之後統整出來的自然語言文本，讀起來居然是如此順暢。

但是，由於那不是思考的結果，Chat-GPT也可能把不正確的資料，牛頭不對馬嘴地無縫接軌統整到文本內，這就「厲害」了。畢竟，會犯錯誤也是人類所產生的文本的特性之一。

根據研究，Chat-GPT可以在抽象概念上給出很好的敍述，但是目前對於必須更精確的，譬如醫學方面，卻不可靠。

內容看起來很不錯，但是卻不見得是正確的，所以對於Chat-GPT生成的東西，要保持著懷疑的態度。

Chat-GPT可開處方簽嗎？如果理解Chat-GPT是怎麼生成文本的，應該沒有人會完全相信吧！這就是對Chat-GPT應該要有的態度。

問題是，當我們讀一份文本，如果不知道它是Chat-GPT產生的，那有可能被誤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像Alpha-Go 和Chat-GPT這些專用功能型的AI，至少我們掌握最後的決定權，應該也不會盲目造成為問題。

我們應該思考的是，什麼的事情應該把決定權交給AI呢？如果要，那要到什麼程度？

自動駕駛的AI，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例子。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台灣每年約3,000人(傷者30多萬人)，美國每年約3-4萬人。

台灣的肇事原因，主要是駕駛人員的因素所造成的(90%以上)。

是不是要把開車的決定權交給自動駕駛的AI呢？

以整體社會利益的角度來看，那不就是要看是否，自動駕駛的AI會減少的死亡總數>自動駕駛的AI會增加的死亡總數？

以肇事原因主要是駕駛人員看來，自動駕駛的AI會大量減少車禍的傷亡是可以預期的，但是，為什麼人們對自動駕駛的AI的接受，依然如此猶豫呢？

而駕駛的AI，也只是一種像Alpha-Go和Chat-GPT一樣，只是專用功能型的AI呢！

Musk擔心的，應該是通用型的超級AI的發展。

『在未來通用型 AI，也就是超級 AI（掌握所有人類技能、知識、感官感知甚至自我意識等的 AI）即將到來之際，我們主張，人類在價值觀、美德、意識與自我意識、倫理和道德等方面，仍然不可取代。及早將這些因素納入AI發展過程的全面考慮，至關重要。』*

超級AI在發展過程之中，需要不斷檢視的倫理和法律規範，相信這也是Musk所呼籲的重點。

AI，是現在進行式的生產力革命。工業革命，讓我們釋出了大量體力的勞動，但是我們還持續在勞動。AI革命，則讓我們進一步釋出更多腦力的勞動，尤其是需要記憶的知識和程序，但是相信我們的腦力還是需要繼續勞動的。

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站在AI這個新的小巨人的肩膀上，讓我們可以看得更高更遠。

或許，AI對我們可能最大的貢獻，是讓我們更有餘豁，去思考生存的價值和意義。

如果說AI會繼人類而主宰這個世界，那麼看看宇宙中奇妙的萬事萬物吧！那樣說，充其量只是人類的無知和傲慢罷了。

*：蘇經天，《新AI與新人類》，2024年1月 初版三刷，大塊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24/7/29 新AI與新人類 Damakey

颱風過後的早晨，遇見一位阿伯在基隆河左岸的堤外便道，撿拾非洲大蝸牛。

我想到小時候，在雨後也會去撿大蝸牛，拿回家用鈍刀刴碎，餵家鴨(和鵝)。就好奇問了阿伯，是要拿來養鴨子的嗎？

阿伯一臉很寶貝地說，無啦，嘜嘎地呷唉啦(不是，是要自己吃的啦！)

我有點嚇到，馬上雞婆地提醒他，一定要煮到熟，不然會有寄生蟲。

最有名的是發生在1985年的慘劇，金蘭醬油家族誤信偏方，生食蝸牛，結果感染了廣東住血線蟲，幾乎造成滅門的事件：

『1985年6月27日金蘭醬油創辦家族第二代鍾秋桂一家人因為誤信生吃蝸牛養生，因此食用自家飼養的非洲大蝸牛，然而蝸牛中有廣東住血線蟲，導致此蟲侵入腦部、脊髓或神經根，造成鍾秋桂夫妻與他的母親鍾林腰、長子鍾德富死亡，次子鍾德尚陷入昏迷，臥床十年之後身亡，只有當時人在海外，排行第三的鍾德亨逃過一劫。』（～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

我之後，就絕對再也不買金蘭醬油了。

阿伯說，打算用炒的，加辣椒、九層塔，很香的。

我又說了一次，一定要炒到全熟才可以。

我跑步的回程，看到阿伯蹲在地上撿東西，我以為是撿植物的種子來做佐料，沒有想到阿伯說那是雨來菇。

雨來菇也叫做情人的眼淚，或是天使的眼淚，在雨後會迅速生長。住在山裏的原住民會去採來，沖洗之後加點鹽炒辣椒、九層塔，味道很爽口。

我曾在屏東牡丹、旭海北邊一點的東源部落吃過，很奇特，不愧是原住民靠山吃山的美食。

不過現在據說有人工種植的，植菌之後兩星期就可收成，也就不限定山𥚃了。

能在基隆河汐止段看到，也不應算稀奇，因為雨來菇只要潮濕有水就可以生長，而汐止正是這樣的水地方。

雨來菇是一種真菌，學名「葛仙米藻 Nostoc commune」。

一般看到的大蝸牛，是以前飼養現在逸出到野外的，學名「褐雲滑胚瑪瑙螺 (非洲大蝸牛) Lissachatina fulica (Achatina fulica)」。

至於致金蘭家族五死的寄生虫，是動物界 Animalia、線蟲動物門Nematoda 下的生物，長約1.7-2.5公分之間，學名「廣東住血線蟲（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根據資料，世界上第一個廣東住血線蟲感染的案例，就是1945年在台灣發現的，這也是台灣第一。

阿伯看來很健康，應該也不是第一次吃蝸牛，這次應該也會沒事吧！

廣東住血線蟲 ，這麼快就把人類宿主殺死，對繁衍後代並不利。原來，它主要的宿主是嚙齒類動物(鼠類)，蝸牛等軟體動物只是中間的宿主，會跑到人的體內，是一種錯誤。

根據資料，感染廣東住血線蟲的死亡率低於5%，但是腦神經的後遺症則大多會有。

所以，不要生食蝸牛。如果要吃，絕對要煮到全熟才好。

2024/7/27 蝸牛 線蟲 雨來菇 Damakey #雨來菇  #情人的眼淚  #天使的眼淚  #褐雲滑胚瑪瑙螺  #非洲大蝸牛  #廣東住血線蟲 

江文也(1910-1983)是何許人也？

江文也，他是客家人。

江文也，他是台灣人。

江文也，他是江文彬。

江文也，他是天才的音樂家。

1936年，江文也以《台灣の舞曲》，以日本殖民下的二等公民台灣人的身分，獲得柏林奧運競技中音樂組，金銀銅牌之外的特別獎(等於是第四名)。是日本也是全亞洲，獲得此項殊榮的第一人。

江文也的音樂天賦，使得他聲譽日隆。

他在1937年日軍發動侵華戰爭之後，自然參加了很多日本軍方宣傳歌曲的製作。

江文也也到日軍控制的華北偽政權下，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

到了中國，江文也開始接觸並研究中國古老的五階音樂，創作曲風逐漸由西洋轉為中國；結構由複雜轉為簡單。

1945年，日本戰敗，江文也選擇不去日本而留在中國，但旋即被國民政府視為漢奸，在「外籍戰犯拘留所」拘禁了將近一年。

國民政府居然把江文也這位台灣人視為日本人，也就是外國人。這是那個時代許多留在中國的台灣人的悲哀。

江文也出獄之後，經日本返台，卻碰上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他的大哥自身難保，要他趕快逃跑。

江文也又回到了中國。

1949年，國共戰爭急轉直下，江文也基於原先被國民政府拘禁的負面經驗，選擇留在共產政權控制之下的中國。

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江文也被鬥，被畫為「右派」，失去了教職。

1966年，文化大革命，江文也被鬥，淪為掃廁所的工友。

1973年，文化大革命終於告一個段落，江文也返回到學校，回任圖書管理員，但當時63歲的他，已經元氣大傷了。

1978年，江文也突發腦栓塞。雖然在同年稍早，江文也已經被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正式平反，但是已經時不我予。

遲來的，不是正義。

1981年，在台灣消失了四十幾年的「江文也」，由旅美教授的研究文章，喚醒了一個台灣人疑惑的問題，「誰是江文也？」。

中國利用其統戰價值，也開始播出江文也的作品。據說，連江文也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那位打掃廁所的工友爸爸或是平凡的圖書管理員，居然曾經是一位貢獻卓著的天才音樂家。

在1981年，江文也聽著自己創作的音樂，不禁流下悲傷的眼淚，但他已經完全癱瘓在病床上了。

江文也是清、中、日三國加上兩岸三地，一個被國籍、政權活活撕裂的、無依無靠的台灣人。是一個巨大變動的時代中，親自領導銜演出個人歷史大悲劇的不幸角色。

如果。如果。

如果，在1945年，江文也選擇到日本呢？

如果，在1949年，江文也選擇到台灣呢？

江文也的一生是不是會完全不同呢？

1983年10月24日，江文也終於告別了這個世界，告別30年來的苦難，留下未完成的〈阿里山的歌聲〉的遺憾。

在病中，江文也曾在一張紙片上，用日文一首小詩，意譯為中文如下*：

島的記憶

朝夕撫摩

是好是壞

島啊，謝謝您！

北回歸線之上

熱帶風的氣旋

一切被吸納進熱點之中

腳踏著島嶼土地

強烈感受愛的支撐

養育我裸身成長的過程

見到玉山的壯麗

颱風呀

強烈暴風雨夾著轟隆的雷電

那天你來的真好

雷電追逐著颱風

令人陶醉

江文也真正出道，是〈台灣の舞曲〉，而在生命的最後是未完成的〈阿里山的歌聲〉，都是關於他朝思暮想的台灣。

江文也的大半生，也幾乎是那個時代身份不定的台灣人，命運的寫照，用傷悲串起來濃濃的鄉愁。

網路上有〈台灣の舞曲〉的管絃樂演奏曲，現在聽起來，兼有台灣味和日本味。

專家說，乍聽之下有點雜，其實那是江文也把三拍和四拍的樂曲，混合在一起的關係，那是很高超的創作技巧。

我倒覺得〈台灣の舞曲〉的熱鬧，是亞熱帶台灣的聲音，那種更立體更多元交織的情緒。

啊….. 這不就是台灣受到西班牙、荷蘭、明鄭、清國、日本、民國等等政權的統治，一個不斷流動的移民社會島，最深刻的寫照。

江文也在1910年出生在台北的大稻埕，1918年搬到廈門，1923年赴日本留學，1929年依高工的學程回台灣實習。他在1934年回台巡迴演唱，寫下交響樂〈台灣の舞曲〉前身的鋼琴曲〈城內之夜〉。從這樣的成長過程，難怪有人質疑江文也曲調中的台灣，是想像出來的。

當時、台灣的有錢人、送子女從很小就去日本讀書，是很一般的做法。江文也在北京碰到從福建來的馬思聰的時候，可以親切地直接用閩南語交談，那是他從小受來自基隆的母親的影響。他也常說，從小母親用她的母語(閩南語)，跟他唱很多的兒歌。

1934年，是日本慶祝統治(始政)台灣50年，除了在清代已經很繁榮的艋舺和大稻埕之外，台北「城內」已經充滿各種新的公共建築，又因為地方不夠大，還把西門附近的低地填平成為商業區，稱為「西門町」。而八田與一設計的標誌性土木工程，當時東亞最大的水庫烏山頭，已經在1930年完成了。這些都是江文也激動感受到的故鄉，完全非虛構。

江文也除了作曲，也寫詩。從自傳中的諸多日翻中的內容可以知道，他成年之後，嫻熟的反而是日語而非中文。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語也是鄉愁主旋律的一部分。

台灣很有名，非常正直的音樂人史惟亮(1925-1976)，在19歲從東北到北京讀書，成為在北平藝專音樂系兼課的江文也的學生。史惟亮說江文也是他此生遇過最好的老師。江文也語重心長地如此告訴他們中國音樂人之路：

『這些路子，未必都是你們可以走的路，你們的道路，恐怕還是去發現一條中國音樂的路出來，中國音樂獨有的特色，有待你們去發掘。』*

除了日本的大師，因為中國的音樂，江文也亦師承大師齊爾品。

亞歷山大·尼可拉維治·齊爾品(Alexander Nikolayevich Teherepnin，1899-1977）是俄羅斯斯有名的音樂家，他、他的父親及他的兒子，一家三代都是作曲家，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1917年，俄羅斯發生革命，齊爾品的父親旋即在1920年就帶著全家逃難，因緣際會，齊爾品成為那之後幾十年對日本及中國音樂界影響最大的人。

把江文也引進中國音世界的，正是對中國音樂有濃厚興趣的恩師齊爾品。1936年，在恩師的邀請和支助之下，江文也去了北京和上海。

北京，國民政府改稱北平，滿洲國和日本都稱為北京，共產黨的新中國正式又改回為北京。北京是古都，去北京是可以理解的，那麼為什麼又去了上海呢？

原來，上海的租借，本來就有很多外國人。逃難而來的俄羅斯人及菲律賓人，使得組成的交響樂團水準頗高。

二次大戰受迫害的猶太人，想盡辦法往全世界其他地方逃難，其中上海是只要買張傳船票扺達就可以接受他們的地方。加上有「中國辛德勒」美稱的中國駐奧地利外交官何鳳山的幫助，大量猶太人獲得中國簽證，定居上海的猶太人曾高達3萬人。猶太人的加入，使得上海的交響樂團水準，成為亞洲第一，超過當時的日本。

曾經聽說上了年紀的猶太人，對中國充滿了感念，就是緣於那段時間猶太人得到的庇護。只是他們不見得分得清楚，那是國民政府統冶下的中國就是了。

江文也是何許人也？

我要說的是，江文也是一位天才音樂家，曾經被幾乎完全忘記，現在永遠被一些人記住了。

江文也是何許人也？凱達格蘭原住民？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

江文也的大哥江文鍾，在虞戡平的鏡頭前面，說出了如此語重心長的話：

做人真辛苦，日本人當你是殖民地二等國民，中國人把你當做日本人，不讓你說是漢民族，讓我們無法適從，兩邊都持異樣眼光，那是軍國主義時代，懷疑心很重，我們只好自嘲『不是人』，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日本人。*

這些懷疑，都造成江文也大半輩子的痛苦。我就想，或許江文也最希望做的是，一個單單純純的音樂人。

江文也除了母親，一輩子有三個女人，日本正妻乃ぶ女士、中國二妻韻真女士以及短暫熱戀的藝人學生白光。

1992年，在主辦單位刻意隱瞞下，乃ぶ女士和韻真女士在台北見面了。我看到其中有一張合照韻真女士閉了眼睛，而另一張乃ぶ女士則充滿了委屈。

在大時代的因緣，真是情何以堪。

『只單以一個休止符來說，是沒甚麼價值的，可是在一群豐麗的音符流動中，為了加強次續音樂的效果，單只一個休止符，是有重大的意義。』(《作曲餘燼》~江文也)

江文也，就是那個休止的音符，他期待的是加強次續音樂的效果，因而充滿了意義。

1967年，文革方熾，江文也的日本女兒菊子的上司再度來北京探視，江文也托他詩集和家書。

其中一本詩集《落葉集》，是要送給乃ぶ女士夫人的，在內開頁有一首令人讀了揪心的詩句：

樹葉落了 安靜地落了

沒有理由

因為已經是秋天了 所以翩翩落下

飛去 人和樹葉幾時都會

飛向太陽的那一邊的故鄉

將落葉燒了

也將落葉埋了

再將落葉挖掘出來

那是我的骨頭

（萩原美香譯）

一代音樂人，落葉也無法歸根，淪落如此，令人不勝唏噓。

*：劉美蓮，《江文也傳》，2022年3月(增訂一版)，INK印刷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江文也的祖父從福建來台發展，跟當時很多單身的客家人一樣，就近和台灣原住民成婚。「平埔族」的形成和消失，就是這種融合漢化的產物。江文也的祖父娶的，是台北盆地凱達格蘭族的女子。

2024/7/27 江文也傳 Damakey

1971年7月26日，也就是距今(2024）53年前的同一天，攝影藝術紀實的先驅者之一的Diane Arbus，在長期受憂鬱症之苦之後，選擇用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位攝影大師殞落了！

讀了桑塔格(1933-2004)的攝影經典《On photography》，循線續讀了Diane Arbus的傳記，對於攝影的本質，有了更基本的認識。

Diane Arbus喜歡拍攝各種的人物。她會和被拍照的對象親切互動，然後在適當的時機按下快門，因此往往能捕捉到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秘密。

在Diane Arbus活躍的1960年代，底片很貴，相機的性能也還有待改進。但是，Diane Arbus與攝影對象的特別互動，使得她能捕捉到攝影對象個人的特色。

Diane Arbus所處的時代，也是是甘迺迪遇刺、越戰方酣、嬉痞處處充斥的變動性年代，她特別關注社會中處在邊緣的人，甚至被視為怪胎的侏儒、巨人、滿身刺青的人、脫衣舞孃等等，和當時時尚雜誌美美高尚的擺拍，形成極大的對比。有人甚至進一步引申，那代表Diane Arbus的攝影，石破天驚，一舉打破了階級的藩籬。

如果再深入去了解一下Diane Arbus的一生，我倒覺得，她的成就，不如說那是因為她對攝影無比的熱情所致。

Diane Arbus是猶太富商的小孩，雖然後來家道中落了，但在她成長就學的階段，可是有選擇性地上了最好的私立學校。老師發現她有繪畫的天分，她因此進入藝術學院。然而，她自己卻是痛恨繪畫的。

她千金大小姐的母親違抗父命嫁給一個窮小子，Diane Arbus也做了一樣的事，而且決心年紀輕輕就結婚。

她的父親反對無效，後來還延攬擅長攝影的女婿為家族企業的服裝生意拍照，甚至出資幫他們弄了一個暗房。

Diane Arbus是照相館擺拍的助理，後來她的先生Allan送給她一部相機，她到附近公園遛達的時候，就隨意開始為陌生人拍照。

有一天，她受夠了擺拍助理的無聊工作，不幹了，從那個時候，她就開始攝影的生涯，慢慢從業餘新手成為職業的專家，最終攝影成為一生的志業。

Diane Arbus的攝影最特別的地方是，她超級的親和力。她會和對方互動，問一些對方也可能重視的問題，然後在關鍵的瞬間，按下快門。

譬如，她拍侏儒，是先跟他們做朋友，成為他們的座上賓。她拍滿身刺青的人，則是不斷跟了好幾年，最後時機成熟才拍成的。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拍攝社會上比較弱勢的、邊緣的人，相片最後被出版，有人會覺得那是對那些人進一步的剝削。Diane Arbus 心裏並不是沒有那種掙扎，而且，很多照片雜誌社也因為有這些顧忌，加上怕被告，而忍痛割捨而不予刋登。

能夠讓Diane Arbus不斷攝影的動力，就是她對攝影無比的熱情。

1963年，她獲頒古根漢獎(Guggenheim Fellowship)，成為古根漢基金會所支助的學人，變得更有名了，雜誌社提出的攝影構想，只要Diane Arbus同意的，就會直接委託給她。

然而，縱使是這種商業攝影，Diane Arbus也是專注地拍了又拍，希望引發出最好的作品。而這對模特兒是極大的磨難，雜誌社的人，往往需要從她的包包中把底片偷偷拿走幾捲呢！

正如跟她配合商業攝影的Turbeville 所解釋道的：

“She would build up a story about them. That’s why it was so frustrating to be on a sitting with her. It was an endurance process, while she tried to get herself excited and then to get a response from them. She would ask them questions. She would reveal something about herself and hope these people would react and then she would go from there and get more and more intimate until she’d slam a home run. She was trying to get as passionate as she could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before her.” 

從2024年的當下，去看Diane Arbus約莫一甲子之前那幾年的作品，依舊令人感到震撼。

有些攝影師偏好黑白的攝影。

但是，如果看Diane Arbus的攝影作品就能明白，黑白不是重點。重點是她透過與對象的互動，所能引發出來潛藏在表象之下的秘密。我相信如果用彩色的技術，Diane Arbus也可以說出很棒的故事，甚至更精彩。

一張攝影作品，是關於一個密秘的密秘，Diane Arbus如是說。(A photograph is a secret about a secret.~ Diane Arbus）。

Diane Arbus的攝影作品，既希望我們看到對象想要表達的自我，也希望讓我們也看到那對象想要隱藏的密秘。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被她拍了之後會不開心的原因。

剛好在7/26書讀到一個段落，記錄一下，向1971/7/26逝世的攝影大師Diane Arbus致敬了！

…….

《Diane Arbus Portrait of A Photographer》一書的部分內容摘錄如下，供大家參考：

Diane Arbus (1923-1971)的攝影作品，深受德國紀實攝影大師August Sander(1876-1964)的影響。

在August Sander的時代，用的是正色玻璃感光片(orthochromatic glass plate)，雖然當時已經有全色玻璃感光片(panchromatic glass plate)的出現，但是由於正色玻璃感光片可以保留更多的細節，所以August Sander堅持採取舊的方法。

用正色玻璃感光片，必須曝光2-4秒，感光片又昂貴，每次只能拍上2-3張，所以August Sander 的作品，基本上是一種「擺拍」，透過主人翁與攝影師的合作之下，拍出主人翁認為最能展現自我的照片。

The people Sander photographed were types-representatives of the crafts, professions, political stations and family positions that had characterized German society for generations. It was Sander’s genius to reveal how particular individuals were protected, confined, fulfilled or devoured by their prescribed social roles. He began by collecting and conserving the images of an archaic rural society in Westerwald, near Cologne, the city to which he moved in 1910. From there, his scope widened. As he described it in a 1931 radio broadcast, he wanted “to capture and communicate in photography the physiognomic time exposure of a whole generation.” Classifying his subjects by profession and gender, he would organize the pictures systematically to make clear that “all carry in their physiognomy the expression of their time and the mental attitude of their group.” By the standards of this project, the sixty photographs in Face of Our Time constituted a mere sketch. There was something characteristically German in the grand, methodical ambition and the categorizing mania of Sander’s plan to expand on what Walter Benjamin, in an approving critical notice of Face of Our Time, called a “training manual” on the reading of facial types.

Sander 拍的人物形形色色——是世代德國社會匠人、專業人士、政治局和家庭成員等等的代表性人物。Sander 的天賦，就是能夠凸顯出特定的個人，他是如何被他既定的社會角色所保護、限制、表現或吞噬。自從1910年搬到科隆，他就開始蒐集並保存那附近韋斯特林地區原始鄉村社會的影像。從那兒，他逐漸加大範圍。正如他在1931年的無線廣播中所述，他希望「透過攝影捕捉並溝通一整個世代的長時曝光的人像」。把對象依職業和性別分門別類，他就可以把相片有系統地組織起來清楚呈現「那個特定群體人像的時代表情和心態」。依照這個專案的標準，在Face of Our Time 中的60張相片，只是輕描淡寫的幾張代表性作品。Sander 想擴大計劃，用德國式宏大而且有結構性的野心瘋狂蒐集，正如Walter Benjamin的正面評論，稱之為辨別臉型的「訓練手冊」。

“Entire stories could be told about many of these photographs, they are asking for it,” Alfred Döblin wrote in the introduction to Face of Our Time. That is indisputable,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many, probably most of the stories would miss the target. In collaborative portraiture, the model and the photographer come together to produce a picture that expresses a shared confidence, a secret. Like all confessions, the photograph divulges only a part of the underlying reality, which remains in shadow or outside the frame. A record of a moment in which the photographer and model participated, the picture, Arbus felt, will always hold a private meaning for them into which others cannot enter. “I think it’s a secret probably for everybody’s pictures, that your own pictures mean more to you than they mean to anybody else,” she said. “Because it’s that thing of… I was there, and I saw that, and you may not believe it, and this is only an inkling of what it was like. But it really was. I was there. And it really was like that and now it isn’t like that at all.” A viewer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photograph would have his own relationship with it, imbibing some of its mysteries, but for him, it could be only an evocation, not a souvenir. Each acutely observed and precisely recorded detail opens up new questions. Arbus might have been describing Sander’s work as well as her own when she wrote, near the end of her life, “A photograph is a secret about a secret. The more it tells you the less you know.”

「從這些相片可以敍述出完整的故事，應該說看照片故事就呼之欲出」，Alfred Döblin 在Face of Our Time的序言中是這麼寫的。那是沒有爭議的，但是有很多照片的故事並無法正確表現主人翁，那也是事實。擺拍的人像，模特兒和攝影師合作來產生一張相片，來表達一種雙方共同分享的自信，一種秘密。像各種的告解一樣，相片只透露現實的一小部分而已，還有更多是隱藏在暗影中或相片之外的。攝影師和模特兒共同參與的片刻紀錄，Arbus 認為，總是在他們兩個之間形成一種私密的意義，那是別人無法進入理解的。「我認為每個人每一張照片大概都有一個秘密，你自己的照片對你而言比其他人更具有意義」，她說，「因為那是那張照片特別的地方……我在那兒，而且我親眼所見，而你可能並不信服，這只是當時場景的模糊暗示。但那個場景是真的存在，我在那兒。那個場景當時就是那樣，但現在已經變得跟當時完全不同了。」 站在那張攝影作品前面的觀眾，和作品會形成自有的關係，接收到作品傳達的神秘，但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的，可能只是一種召喚，不是一種回憶。任何更仔細觀察到詳細記錄的細節都會引起新的疑問。Arbus 在這樣書寫的時候，她或許是既在描述Sander的作品，也是在說她自己的，在她接近生命的盡頭時，她寫道：「一張攝影作品是一個關於一個秘密的秘密。作品告訴你愈多，你知道的反而愈少。」

……

Diane Arbus 拍攝的對象，譬如(Google 一下就有很多照片可以欣賞)：

Freak 怪胎

Eccentric people 社會邊緣人

Exotic people of circuses and sideshows 

Dwarfs; midgets 侏儒

Tattooed man 刺青的人

Female impersonators 男扮女裝表演者

Male cross-dressers 男扮女裝

Nudist 裸體主義者

Identical twins 雙胞胎

Child 小孩

An old black woman 黑婦人

A Jewish giant 猶太巨人

Teenage couple 少年夫妻

Two ladies 兩位婦女

Muscle man 肌肉男

Strippers 脫衣舞孃

A beggar 乞丐

The mentally disabled 精神病患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貧困的家庭主婦

The handicapped 殘障人士

…

Diane Arbus 是一個很坦率的人。有一次，為了賺取演講費用(在和另外一半分開之後，Diane Arbus靠攝影為生，在經濟上一向很拮据)，她到佛羅里達州演講，分享了一個在裸體營𥚃拍攝一位祼男的故事。

她說依照規定，她也必須脫掉所有的衣服，她沒有想到掛在胸前的相機碰到身會感到那麼冰冷。

投影片放出的是那個裸男，焦距被刻意調糊了。當著台下很多學校重要的人物及該系的系主任，Diane Arbus 分享說：

“At the time, I was menstruating,” she said. “I had to be nude. When I was photographing this man, I was having my period and this man noticed my string was hanging out. And he said this was not corre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udist colony.” 

「那個時候我的MC來了，」她說。「但我必須全裸。當我為這位男士進行拍攝時，我正值經期，而這位男士發現了我的棉條繩露了出來。然後他說，依照裸體營字面上的要求，這不符合規定。」

Diane Arbus 深受憂鬱症之苦，但是她一直抗拒去看心理醫生。1969年的九月，就是在自殺的前兩年，Diane Arbus終於受不了，開始去看心理醫生 Helen Boigon。

根據自傳中所述，Diane Arbus跟心理醫生說得最多的是工作和性。她努力於讓自己在這兩方面都得到滿足，但都終歸於失敗。心理醫生說Diane Arbus對性完全無法感到滿足，就像肥胖的人對食物完全無法饜足一樣。

Arbus described going up to strangers on the street and propositioning them for sex. She spoke of answering ads in swinger magazines and bedding physically unattractive couples. She recounted sexual escapades on Greyhound buses and at orgies. She detailed episodes of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sailors, women, nudists, and the Jamaican waiter. Most startling of all, she said in an offhand way that she slept with her brother, Howard, whenever he came to New York. It perturbed Boigon that Arbus told these tales without a trace of shame or remorse. The psychiatrist was mystified, …. Arbus viewed sex with moral neutrality…

Diane Arbus對心理醫生說，她在街上碰上陌生人，就會提議跟對方上床。她提到她會循著浪蕩雜誌的廣告和體格並不吸引人的夫婦同床。她細數越軌性行為發生的地方，包括灰狗巴士上和狂歡的聚會中。她詳細說明了各種性交的經驗，包括跟水手、女伴們、祼體主義者和牙買加的侍者。最令人驚訝的是，她順帶提到，每當她的弟弟Howard 來紐約，她也會跟她的弟弟睡。這令心理醫生Boigon很擔心，因為當Diane Arbus在說這些事的時候，居然完全沒有任何一絲的羞愧或懊悔。心理醫生感到不解…… 在Diane Arbus的眼中，性和道德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對Diane Arbus最大的認可，來自1971年五月號的Artforum雜誌，刋登了六張她的攝影作品，每張佔了整版，其中一頁還成了雜誌的封面。

Diane Arbus透過Metropolitan Museum 的館長Henry Geldzahler的介紹，和Artforum雜誌的創始編輯Philip Leider見上了面。Diane Arbus給他看了十張攝影作品，Philip Leider大為驚艷，馬上決定要刋登在Artforum雜誌上。

當時Modernism(現代主義)的大營，是以評論家Clement Greenberg 馬首是瞻，他們認為：

…a painter or sculptor should respect and exploit the capac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form in which it work. Since canvas is flat, for example, a painter mustn’t result to trickery that would suggest otherwise. He should emphasize the flatness…

大意是說，藝術創作應在該種創作形式和格式的限制之下追求極致的表現。

刋登在Artforum雜誌上，代表Diane Arbus的攝影作品，已經在其創作格式和格式的限制之下，達到了極致的表現，符合Modernism(現代主義)。攝影作品，正式被視為是一種藝術了。

編輯給了一整頁的篇幅，要Diane Arbus說明一下她的作品。Diane Arbus只寫了幾行，極富詩意的文字：

Nothing is ever the same as they said it was.

It’s what I’ve never seen before that I recognize.

Nothing is ever alike. The best thing is the difference.

I get to keep what nobody needs.

A photograph is a secret about a secret. The more it tells you the less you know.

中譯：

所有的事物都變得不再和當初他們所說的相同。

現在看到的是我以前不曾經看到的，這我承認。

沒有事物是曾經相似的。最好的事物是其間的不同。

我必須致力於保護沒有人要的東西。

一件攝影作品是一個關於秘密的秘密。它告訴你愈多，你反而知道得愈少。

……

寫得那麼好，難怪人家說，看Diane Arbus的攝影作品，一定要看她寫的標題和說明了。

Diane Arbus由一位攝影素人憑著對攝影的熱情在諸多攝影高手之間崛起，她對自己並不是永遠信心滿滿的。加上她起起落落的憂鬱情緒，Diane Arbus總是在自我貶抑和自我認同之間痛苦徘徊的。她也曾想過，是否算了，讓別人來拍那些主題吧！但是她後來繼續堅持下來，因為她覺得她可以拍出別人拍不出的效果。

在《Diane Arbus Portrait of A Photographer》這本自傳中，作者是這樣結語的：

Beneath her protective veil of self-deprecation, she acknowledged that what drove her as a photographer was the awareness that she produced pictures unlike anybody else’s. Contrary to common perception, the choice of odd subject matter is not what distinguished her. It was something bigger, deeper and subtler. “I do think I have some slight corner on something about the quality of things,” she said in an interview in 1968. There were times when she contemplated giving up the camera, relinquishing her subjects to others. “I mean, when I was very gloomy I thought that I could let somebody else photograph them,” she said. “You know, just call some very good photographer up and say why don’t you photograph this or this.” But gradually she had abandoned that notion. Her take on the world was unique, and she knew it. “Although I can’t defend this position,” she said, “I think 1 maybe do it because… there are things that nobody would see unless I photographed them.”

現在社交媒體上有大量的照片，有些照片擺明了是炫耀，而大部分的照片是要告訴別人自己的美好，甚至動用了修圖的軟體。從Diane Arbus的攝影理論和實務，照理說，從那麽巨量的照片之中，只要我們用心選擇去看，一定可以看到攝影對象想要表達的意思，也可以看到他們想隱藏在照片後面的秘密。

不用社交媒體的人，或者很少在上面分享自己照片的的人，應該是深諳這個道理的吧！

*: Arthur Lubow, 《Diane Arbus Portrait of A Photographer》 , 2016,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books

2024/7/26   向Diane Arbus 致敬 Damakey

是日，在台北站前拉長了身影，偕行。你說我們要好好活著，我心虛地承諾了。

地球上面的人們，忙著用身體丈量距離的寂寞，殊不知在宇宙的尺度，凡領受的任何空和色，俱是渾然於轉瞬之間。

在生態系中，我們只是一時的喧囂，類似6000萬年前的小行星撞地球，恐龍滅絕了，現在輪到homo sapiens 了。

付出和回報不一定對等，做了不好的事也不見得會得到現世報。世上最公平的，是萬事萬物終將盡皆趨於寂滅。

所謂的幸福，是致命的意外遲到了，我們能迎向當下的太陽，吃得下拉得出來睡得著覺。

但世人幾乎皆高舉著自己心中的十字架，日日夜夜時時刻刻分分秒秒負重而行，𢣷以之為極苦，為何？

哲學家說，人到這個世界，要回答三個問題：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我是誰。如果能回答，那麼就無忝所生。

我從生𥚃來，我往死𥚃去，我是自以為是的存在。然後我過了一個自己以為精彩，其實是充滿了荒謬的一生。

或許未來，外星人千辛萬苦來到了地球，他們解讀人類的墓誌銘，是活得不耐煩了所以消失了。

算了一下，80歲，才29,200個日子，扣除睡覺，大約只剩20,000個日子，再扣去虛度的光陰，諸如憤怒、噁心、害怕、悲傷、悔恨、發呆等等的時候，剩下的用一張A4紙都寫不滿。

所以，想做什麼就趕快去做，就像是日夕陽和𤍥的光線，要曬恩愛要及時趁早，因為光子旅行的方向是一路向前，無法回頭。

往往感覺掣肘阻窒，徘徊在困難的選擇之間，是沒有辦法了，其實是有辨法的，轉個心境人生的風景就可能會不同，佛家不是說，每個人的心，都佛性俱足。我們不需要去尋找，就像上帝的信仰一樣，只要相信就得永生。

是日，我們短暫遮蔽了地上塵土的夕陽，我們走過之後，別人會踩風也會吹雨也會洗。

這個紛擾的世界，本來的面目，所謂的遇見，相互交融，分離轉頭相望，揮一揮手，兩不相欠。

2024/7/24 好好活著 Damakey

睡不好覺嗎？推究起原因，可能很多，細想又更擔心更焦慮更睡不著覺了。

睡眠好不好，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有沒有足夠的運動。

每週至少2-3次半個小時到1小時的中強度運動，有助好眠，為什麼呢？

因為身體累了就會想睡覺。如果一時睡不著，也沒有關係，只要持續運動，自然就會睡得著覺。

睡眠的第二大影響因素，就是有沒有去外面活動活動，曬曬太陽。

每天在溫和的陽光中，曬個30分鐘就足夠了。(避開紫外線最強的10-14去直曬太陽)

曬了太陽，人的生理時鐘會自動調整，晚上退黑激素增加分泌，人就會開始想睡。

而且，曬太陽有助避免骨質疏鬆。

太陽光線可以協助我們調整生理時鐘，相對地，夜間不當的照明尤其是3C產品的螢幕，也會干擾我們的生理時鐘。

早上賴床，也會干擾生理時鐘。為什麼說要早睡早起，那是傳統的智慧。

既然累了終究會睡，那麼使用含咖啡因的茶、可樂、咖啡等等來提神，也會干擾生理時鐘。

我一直覺得吃安眠藥應該是下下之策，吃個幾天或可，但養成習慣對生理長期總是會有不良的影響。

睡眠最值得關注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如果發現白天經常會不自主睡著，那麼就要去檢測是不是睡眠呼吸中止症了。

如果有做夢，代表在眼珠旋轉期醒過來，睡眠品質不好的人反而不要擔心，因為眼珠旋轉期是睡眠周期的最後一段，至少曾經睡到啊！

『……為了自身的睡眠健康，請相信睡眠是可靠的朋友。因為睡眠是如此慷慨、忠誠，我們要更加負責滋養與睡眠的關係，而不是將其視為理所當然。也就是說，要給予身體所需的東西：白天曬太陽、體能與社交活動、良好營養、調整精神活性物質用量（有些狀況下甚至該避免使用），當然啦，也要好好休息。記住要經常走出大腦、進入身體。除了睡前之外，其他時間也要讓你的心靈多多遊走探索。將累視為身體有所需求——休息、喝水、光照、歡笑、安慰——聆聽身體，不加以批評，就會知道身體需要什麼。』*

睡眠不好嗎？先運動吧！

*：潔德·吳 著，康學慧 譯，《睡眠，你好》，2023年9月，悅知文化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024/7/24 睡眠，你好 Damakey

如果要養貓，就要把它當成一隻家貓來養，而不是當作家人來養。毛小孩不是有毛的小孩。

有很多人可以吃的東西，對貓是有毒、有害甚至是致命的，譬如：

巧克力

含咖啡因飲料(咖啡、茶、可樂）

酒精。

薔薇科水果種子、未熟果(杏桃、木瓜、枇杷、梅子、桃子、李子、櫻桃等等)

洋蔥類(韭菜、蕗蕎等)。

鮑魚類及海螺內臟(肝)

辛香料類

可可

生烏賊、章魚、蝦子、螃蟹

對狗有毒的食物，最好也要避免，譬如：

酪梨、木糖醇、葡萄(乾)、堅果類

另外，有些植物對貓有毒：

百合、鬱金香、天南星科植物、常春藤、鵝掌藤的同類、毛茛科植物、茄科植物(馬鈴薯、蕃茄等)、仙客來、鈴蘭、杜鵑花科的植物、南天竹、秋水仙、長壽花、毛地黃、蘇鐵、夾竹桃、紅豆杉、蓖麻、牽牛花、繡球花、武竹、孤挺花、鳶尾花的同類、蘆薈、印度橡膠樹的同類、紫茉莉、康乃馨、翡翠木、桔梗、菊科植物、虎尾蘭、香豌豆、水仙、冬青屬的植物、天竺葵、香龍血樹、風信子、紫藤、聖誕紅、尤加利葉、王蘭。

這倒也不是養貓咪的家裡就不能有植物，以下的植物對貓咪就沒有影響：玫瑰、非洲菊、向日葵、蘭花、金魚草、小蒼蘭、星辰花、非洲茉莉、紫羅蘭、蠟花、洋桔梗。

最後，也要避免貓咪誤食小東西，譬如：

繩狀物、鈕扣電池、針、圖釘、圓形小物(鈴鐺 彈珠、鈕扣、硬幣)、穿刺材料（牙籤、竹籖)、布製品、口罩、髮圈、橡皮筋、食物包裝、塑膠袋、矽膠、塑膠製品、充電線、耳機、紙類、貓砂、長毛品種的貓毛。

避免吃會致命的化學品，如：舊款保冷劑、抗凍劑(含乙二醇)、冰枕中的丙二醇等等。

避開其他對貓有毒的東西：alpha 硫辛酸保健食品、香煙、老鼠藥、精油、茶樹精油、部分犬用驅蟲藥、含氯漂白水、殺菌、消毒劑、家用殺蟲劑。

哇！要養一隻貓當寵物，而且保它平安健康，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服部幸 著，蔡婷朱 譯，《別讓你的粗心害了貓》，2022年9月，瑞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4/7/24 別讓你的粗心害了貓 Damakey

牧野富太郎(1862-1957)，日本四國高知佐川町人，在日本是首位採用林奈二名法為植物命名的學者，因而被譽為日本的植物分類學之父。

牧野富太郎在小時候，父母及祖父即相繼去世。他自幼身體嬴弱，是由祖母悉心撫養長大的。

牧野富太郎並非出身學術，但基於對植物的熱愛，透過大量的標本採集及研究，終成為植物的學者大家。

但是，也由於他完全投入在植物學的研究，使得他的家庭生活經濟一向拮据，時時需要人家來濟助才能過關。

他劬勞的妻子壽衞子，在55歲就過逝了。牧野富太郎把從仙台帶來的青籬竹中發現的新種，取名為壽衞子竹 Sasaella ramosa(Makino) Makino來發表，以資永恆的紀念。

他的妻子全力支持他的研究，一直希望牧野富太郎能有一個植物園。

而這個願望，則是到了牧野富太郎逝世的隔年，才終於實現了。

依照四國高知名「牧野植物園」首頁的資料：

『為表彰出生於高知的「日本植物分類學之父」牧野富太郎博士的功績，本植物園於1958年（昭和33年）4月開園。在活用起伏的8ha園地中，種植有約3,000種與博士相關的植物，……』

在《牧野富太郎 我與植物的爛漫誌》這本書中，牧野富太郎以超過九旬的高齡，隨筆寫下他的植物人生；他對植物以及他從植物領悟到的人生道理，讀起來十分引人入勝。

『我現在已經不再讓植物無謂地枯死（應該也包括製作標本），我也不再隨便殺死螻蟻昆蟲。至於我為什麼能夠養成這種慈悲的心腸，或是一種為對方著想的心情，我相信是從我喜歡的植物培養出來的，而且我也有自信能夠透過觀察草木的興盛榮衰來理解人生。……』*

『假如每個人都有善解人意的心，這個世界將會多麼美好啊！既不會爭吵，國與國之間也不會發生戰爭。若是有這種體諒的心，講得深與一點是博愛心、慈悲心、互愛的心，世界絕對會變得很靜謐，人們也必定會沉浸在無比的幸福之中。世界上的各種宗教以不同途徑向世人宣揚這一點，但我反而不以理論，而純粹訴諸於感情，請大家藉由植物來培養這種心情，這就是我的宗教精神，也是我的理想。……』*

他提到在日本熱海(富士山南邊的伊荳半島東側)地區，有開得非常早的寒緋櫻(彼岸櫻) Prunus campanulata Maxim ，就是來自台灣的山櫻花，輾轉由台灣，經琉球、薩蠻(九州)再移到本州的熱海，而且居然長得很好。

寒緋櫻的命名中的Maxim，代表它是由俄羅斯植物學家卡爾•約翰•馬克西莫維奇（Carl Johann Maximovich，1827-1891）所命名的物種。

(有不少早期台灣採集的標本，會送去給卡爾•約翰•馬克西莫維奇鑑定，譬如金毛杜鵑 Rhododendron oldhamii Maxim.；糊樗 Ilex formosana Maxim. 等等就都是例子)。

牧野富太郎在書中也寫道很多有趣的植物觀察：

茄子有所渭「無謂花」，如果茄子的花序『……形成短穗，開著二、三朶或是四、五朶花的話，其中就會只有一朶花是會結實的花，其他都是不會結果的無謂花。……』*

水仙Narcissus tazetta L. subsp. chinensis (M. Roem.) Masam. & Yanagih. 會開花，有雌蕊和雄蕊，但是卻不結果實。為什麼呢？因為不需要。水仙透過球莖就可以大量繁殖了。(日本鳶尾和石蒜也都不會結果實)

茭白筍 Zizania latifolia (Griseb.) Hance ex F. Muell. 。『….. 其葉子中的新莖在受到名為菰黑粉菌Ustilago esculenta Henning 的真菌感染之後，在秋天會長成達七、八寸的白色粗棒狀，這在中國和台灣附近被拿來蔬菜烹煮食用，……』。而在日本，孢子在成熟時的黑粉末，叫做「真菰墨」，則被混在油或蠟中，用來塗抹妝點女性頭頸的光禿部分。

日本的大根(西洋蘿蔔)，縱使比較大，但和中國的蘿蔔Raphanus sativus L. 則是同一種物種。蘿蔔由蘆萉、蘆菔、萊菔，最後叫蘿蔔，都是音譯，可能在上古時代就由歐洲東南或亞洲西部，經中亞傳入，並非中國原生的物種。

菊屬Chrysanthemum 這個字，有人認為是由「黃金的」Chrysos 和「花」anthemon 這兩個希臘字組成，以代表黃色的菊花，其實不是的。在我們現在看到的菊花的分類出現之前，就已經有Chrysanthemum這個字，林奈氏直接用Chrysanthemum當成屬名，當時這個屬還沒有包括菊花，是後來才加入的。認為Chrysanthemum是因為「金黃色的花」，那是後來才牽強附會的。

東京大學的植物學家平瀨作五郎，在1896發現銀杏有精蟲(蘇鐵也有)，精子從藏精器游到藏卵器與卵結合，再長成胚胎，是裸子植物。這個發現，使得銀杏自行獨立成為銀杏門、銀杏科中唯一的物種，意義非凡。(銀杏在二億七千萬年前就已經生成，而在侏儸紀、白堊紀早期遠到頂盛，是珍貴的孑遺植物。~維基百科)。

櫻桃。市面上賣的櫻桃，有歐洲酸櫻桃 Prunus cerasus L. 和歐洲甜櫻桃 Prunus avium (L.) L.。這些和原產中國的中國櫻桃 Pterocarya rhoifolia Siebold & Zucc. 不同。中國櫻桃不會長成大樹，它是從基部長出樹枝的灌木式喬木。

至於專為賞花的日本的櫻，又更不同，有各種雜交的品種，主要以日本為原產國。(其中很特別的是枝垂櫻，也叫絲櫻，那則是江戶彼岸櫻的變種。彼岸櫻學名Prunus x subhirtella Miq. 是典型雜交種x)。

日本漢字寫為「檜」的植物，讀作hinoki的，應該指的是日本扁柏Chamaecyparis obtusa (Siebold & Zucc.) 才對。檜柏、圓柏 Juniperus chinensis L. ，讀作ibukibyakushin，才是日本漢字「檜」這個物種。

櫸 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讀作keyaki 。但是在中國，這個櫸是中國的麻柳，完全是不同的植物。(但是現在命名似乎是將錯就錯，甚至說「櫸」木枝條上舉，在科舉時代有「中舉」的好意頭呢！）

「楓」這個字，本來指臺灣楓香Liquidambar Formosa a Hance，屬於金縷梅科，杜牧的詩：「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其中二月葉子會紅的「楓」，指的就是臺灣楓香。植物分類上，但是現在被拿來指楓屬/槭屬 Acer。後來就將錯就錯了。

我就在想，以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壽衞子竹 Sasaella ramosa(Makino) Makino，本來種在院子裡而想再移種至妻子的墓前，不知現在長得如何了？

2024年五月帶屏東媽媽去四國，有幸至高知牧野植物園一遊，我看到了台灣的馬醉木，也看到了中國的禾雀花。原來，熱愛植物的人為後世留下的，是欣欣向榮跨國博愛的綠，和完全慷慨共賞的美麗風景。

牧野富太郎說，植物沒有了我們，可以繼續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沒有了植物，我們是萬萬不能生存的。這值得我們深思，應該如何對待植物。任何為了植物的所做所為，其實都是為了我們自己。環保對人類而言，有一個非常原始自私的理由。

*：牧野富太郎 著，張東君 譯，《牧野富太郎 我與植物的爛漫誌》，2023年10月，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24/7/24 牧野富太郎 我與植物的爛漫誌 Dama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