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超英，到底是何許人也？
他安排日本重量級的記者來臺灣採訪李登輝總統，在1999年促成了《台灣的主張》一書的出版，有中、日、英版本，大大增加了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能見度。
回溯過去，張超英已經不斷為台灣的能見度，透過深度關係的建立，身居幕後，逐漸鋪陳出支持台灣的大網。
1995年，李登輝總統訪美之際，他利用人脈，策動日本各大媒體的記者隨行訪問，台灣總統首度登上日本報紙頭版，而李登輝也成了日本社會家喻戶曉的「哲學政治家」。
1984年，安排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在日本的高爾夫球場茶室，「巧遇」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1978年，駐美的張超英透過美國記者打探到中美建交的消息，及時傳回台北，為台灣的外交部爭取到12小時的寶貴預應時間。
1972年，力促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在台灣放映。後來在蔣經國拍板定案之下，由張超英洽商買下播映權，於1974年在台灣開播。這是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之後，台灣人第一次可以直接看見中國的樣貌。
1963年，在新聞局任內，拍攝紀錄片《寶島三日》，獲得國際馬賽觀光紀錄片銀座獎。
為什麼一位在新聞局任職，默默無聞的綠豆芝麻官，能夠推波助瀾，在台灣近代的外交困境中，產生了那麼大的影響呢？
其實，張超英是一個世家子弟，含著金湯匙在1933年於日本東京出生，是能享受富裕生活的「阿舍」。
他的祖父張聰明以開採煤礦發跡，主要礦區在台北景美，舊稱「十六份」的地方。在戰前，既是日本三井在台灣的經銷商，後來還擔任過臺灣人發起的稻江信用社的理事、監事等等，在日治時期是很有商業手腕的富商。
他的父親張月澄(張秀哲)和張超英一樣是獨子。他的祖父篤信「可愛的孩子要叫他遠行」的哲學，於是乎把張月澄送到了日本京都讀書，由當時在那兒讀書的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就近照顧。張月澄回到台灣，就讀台北一中(建國中學)，後來去香港進入了「拔萃學院」。
他的父親張月澄並沒有繼續留在香港上大學，而是一路向北去了珠江三角洲的廣州，選擇進入美國人在當地辦的嶺南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併入了中山大學)。
他的父親年輕的時候，立志成為國民黨員，呼籲中國勿忘當時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台灣，熱血加入了抗日的行列。並且在1936年，歸化為中華民國籍。
他的父親由於參與抗日的活動，在1927年被日本人逮捕，監禁了二年。出獄之後的隔年，透過蔣渭水的牽線，認識了他的母親甘寶釵，彰化名紳甘得中的長女。結婚的介紹人就是杜聰明博士和蔣渭水先生夫婦呢！
他的外祖父甘得中，在1911年抗日領袖林獻堂邀請中國清朝維新人物梁啓超訪台時，就是當時的翻譯呢！(有錢的大少爺林獻堂曾資助甘得中在1906年到東京留學，據說連雅堂的兒子連震東也接受過他的資助)
母親甘寶釵的家境也很富裕，彰化女中第一屆畢業後，進入私立日本女子大學，在戰前是比東京女子大學更不得了的學府。
很不幸的是，張超英出生不到一年，母親甘寶釵就因為甲狀腺腫瘤手術引發敗血症而去世。照顧和教育張超英的事，就由祖父母完全承擔起來。沒有了母親，祖母就扮演起母親的角色。
張超英說，祖母平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嘜甲人計較」(別跟人家計較)。這個祖訓，深深影響了張超英的一生。
在日治時代的台灣，日本人上「小學校」，而台灣人唸的則是「公學校」，可以說是涇渭分明。但是在「小學校」中約有百分之五的台灣人，他們要嘛母親是日本人或者來自商紳之家，是經過層層嚴格篩選的。張超英就讀的就是「小學校」。(彭明敏、林衡道也是讀「小學校」)
1947年，張超英已經是國中生了，目睹二二八事件，馬路遍地有不名屍體的慘狀。他的父親被抓進日治時期留下的「東本願寺」臨時拘留所(今西門町獅子林)，祖父動用了各種關係，也可能花了大錢，才救了出來。他的父親告訴他，那麼多臺籍菁英被捕，就只有他和「基隆顏家」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被釋放出來。難怪自此之後，台灣存活下來的菁英階層噤若寒蟬，從公領域中完全退卻。
他的父親張月澄，曾經風風火火地參與了中國革命和抗日運動，但是自從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從他父親的心中徹底消逝，經常一個人呆在書房，在失望中孤獨地終老了一生。
和他父親一樣，他祖父也把張超英送去香港讀書，但他選擇的不是「拔萃學院」，而是英國人辦的Royden House。為了加強英文，聘請的家庭教師恰巧是美聯社駐港記者的太太，也啓蒙了他民主自由的思想。
在香港求學兩年後，有一次和祖父、父親去日本玩，在祖父朋友的建議之下，就留下來在日本就學。在加強日文之後，考進了明治大學的政經學部。晚上則到上智大學選修「英文修辭學」，以加強英文能力。
在上智大學，有位叫田中耕造的同學，他的父親是最高裁判長官，有一天邀請張超英參加了一個日本上流社會的舞會，認識了日清製粉株式會社社長的千金小姐正田美智子。由於那家會社的台灣總代理，正是張超英的家族，他們互相備感親切，聊了天也跳了舞。後來張超英才知道，原來那個舞會是為了挑選明仁天皇的皇后而舉辦的，而他因緣際會，居和後來成為明仁皇后的正田美智子跳過舞呢！
1957年，張超英依照留學生回國服務的辦法，去領事館辦理簽證回台灣。由於一心嚮往到國外，就進入了台灣的新聞局工作。他的日英語非常流利，被借調去國際連絡處擔任連絡官，從此開啟了他為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生涯。
1959年認識了妻子顏千鶴。
顏千鶴來自富裕的家庭，就像板橋林家的「林本源」，顏家也以「顏家會」名聞台中。
顏千鶴畢業於東海大學第一屆外文系。在張超英外派美國的時候，為了貼補家用，就去唸了比較容易找工作的圖書館系，畢業後順利到紐約州立大學就職，薪水還是張超英新聞局外派到美國公職的兩倍還多呢！
顏千鶴的媽媽，是張超英七姨的同學，也是張超英母親的學生。另外從小住在張超英家的「阿不姑」張不，嫁給給周汝川醫師；而周汝川的弟弟娶了顏千鶴的二姊，兩個家族原本就有很多密切的關係呢！
富有的人家，由於位於同一社會階層，容易互相認識和建立關係，他們的子女之間互相嫁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顏千鶴非常同情台灣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政治受害者。為了幫助他們的家屬，也積極鼓勵教會婦女，把菜錢省一些下來，寄到日本再轉寄回台灣，暗中予以資助。
1975年，蔣介石去逝，蔣經國掌權，加大了對政治犯的壓迫。嫁給日本台獨代表人物許世楷的張超英表妹盧千惠，捎來消息說，謝聰敏在獄中，命在旦夕。顏千鶴和張燦鍙的太太張丁蘭，向國際政治犯特赦組織求助，未果。張超英想到可以與國民黨交好的美國參議員白克萊連絡，由顏千鶴向其說明，希望能透過參議員的影響力，詢問謝聰敏的健康狀況。白克萊寫了限時信給美國大使館，他的秘書也把副本寄了一份給顏千鶴。不到一週，謝聰敏就獲准保外就醫了。
作者陳柔縉在《宮前町九十番地》這本書的後記中總結道，他無意把張超英吹捧成一個偉大的人物，『但他絕非小人物。他那種要盡一己之力，不媚當道，讓台灣更好的純粹念頭和不謀權位的純情行動，特別在此臺灣政壇權欲薰心、道德毀棄的時代，民心一片沈悶與低迷中，更值得大家體會與學習。』*
張超英在《宮前町九十番地》這本書出版隔年的2007年去逝了，享年74歲，為他自己的人生落下了一個莊嚴的句點。
日治時代的「宮前町九十番地」，約略是位於今日中山北路、錦州街、民權西路間圍起的地塊，張超英的豪華的家宅就在那裏，確切地點在目前台泥大樓隔著中山北路的對面。張超英的父親張月澄，曾對中國革命帶來臺灣的解放抱著無比熱切的期望，因此當知道中國在台灣找領事舘址時，就慨然把大宅以象徵性的1元出租，讓中華民國的國旗飄揚在那一小方的台灣天空之上，而舉家則搬到後方新建的小屋子裏。
張超英一輩子，不分黨派，只在意怎麼做是對台灣是最好的，不也就是繼續延伸了他父親張月澄愛台灣的意志，只是從滿心寄望於中國，轉變為想方設法怎麼為台灣自立自強。
看起是大人物的人，時時要大家歌頌他們虛偽的偉大。而像張超英這種，在我們印象中，低調得幾乎沒有被人記得的「小人物」，卻在非常細微的地方，幾乎不著痕跡地，處處落實了深刻的感動。
如果沒有看《宮前町九十番地》這本書，我們也非常可能不會知道，原來臺灣還有那麼一位世家子弟，曾經努力一心一意為台灣，用行動告訴我們什麼是正港的台灣人。
李昂在序文中說，她『個人最喜歡的，仍然是這個有點害羞、十分可愛的「阿舍·黑狗兄」。』
那是一頁頁台灣人驚滔駭浪的過去，而充滿希望的未來，就都得靠還活著的我們了。
*：《宮前町九十番地》，張超英 口述，陳柔縉 執筆
2020/10/18 讓台灣更好的純粹念頭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