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五年來，精神醫學體制告訴我們的是一個錯誤的故事。它告訴我們，人們了解到思覺失調症、憂鬱症，以及雙相情緒障礙症都是腦部疾病，但……，它仍然無法帶我們看到任何記載上述主張的科學研究成果。精神醫學告訴我們，精神科用藥修復腦中的化學失衡，儘管數十年來的研究未發現真的如此。它告訴我們百憂解和其他二代精神藥物比第一代更好更安全，儘管臨床研究顯示，根本沒這回事。最重要的，精神醫學體制無法告訴我們的事情是，這些藥物使長期治療結果惡化了。……精神醫學的故事保護了其藥物的形象，而且這種敍事方式造成的傷害規模既巨大又可怕。如今在美國65歳以下的成年人中有400萬人因為精神疾病而失能接受補助津貼或失能給付。(18到26歲的)年輕人中，每15位就有一位因精神疾病而「功能受損」。每天約有250位兒童及青少年因精神疾病而名列補助津貼名冊。……在美國2歲的小孩如今會因為雙相情緒障礙症而正在接受「治療」。”
很誇張吧！
這些都是精神醫師，太草率、太早給病人開抗精神病藥劑的結果。
抗精神病的藥，並非以改變大腦中的化學物(血清素、多巴胺)平衡來達到目的，而是透過干擾錯亂來形成短暫的效果。對於干擾錯亂，人的大腦會產生「適應」的反應。譬如有一種標準的抗精神病藥劑，會阻斷70-90%的第二型多巴胺受體。大腦在適應的過程產生補償效果，會增生30% 的受體，來增加對多巴胺的敏感度。可是如果那一天突然停了藥，多巴胺碰到更大數量的多巴胺受體，其化學效果就被放大了，造成比用藥前更嚴重的症狀。精神醫生採取的措施，往往是恢復用藥，甚至加重，或者換用其他的藥，或者同時用很多種藥，所謂的鷄尾洒療法，長期造成大腦永遠的改變(損傷)，想要恢復正常，當然就遙遙無期。
在芬蘭的西拉普蘭，那邊的精神醫師，採取了不同的策略。
“他們相信精神病起源於嚴重緊張的社會關係。「精神病並非存在於腦子𥚃。它存在於家庭成員之間(the in-between)、以及人與人之間，」……「它存在於關係𥚃，而正是患了精神病的人，使這種壞情況淸晰可見。他(她)『把症狀披在身上』，而且背負著披上症狀的負擔。」”
芬蘭西拉普蘭的精神醫生，採用的是所謂「開放式對話療法」，透過開誠佈公的溝通，傾聽病患和家屬的聲音，並且讓他們知道精神醫生的想法。策略上就是儘量延後用藥或根本不用藥。如果真的不得已，也是開很輕的藥來輔助，而且一旦患者不適就會喊停，終極是希望不透過藥物，讓患者能夠掌握自己，而自然逐漸復元。
結果在追踪的五年內，75位患者中，有79%的患者沒有症狀，有80%的患者已經加入社會，有工作、就學或正在找工作。而只有20%的患者需要定期服藥。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精神疾病大多能自動康復，只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太早而且長期使用抗精神病藥劑，會造成大腦的永久改變(損傷)，就好像拉一隻大象到磁器店裏會造成的破壞一樣，值得深思。
百憂解的藥名取得很好聽，可是，多少心靈永遠的淪落，是因它和其他號稱為神奇子彈的精神藥物所引起的呢？
大腦有1000億個細胞，150兆的神經突觸，無數的神經傳導物質的路徑。面對這造物者最精緻偉大的作品，我們是否該懷抱更大戒慎恐懼的敬畏？
讓我們小心輕放，愛惜使用，我們的大腦。
P.S. “精神病大流行”, By Robert Whitaker, 王湘瑋 廖偉翔 譯
2016/4/14 精神病大流行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