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班高鐵，可以從深圳一路向北到上海虹橋。
坐我旁邊的阿姨說要回杭州探望八十多歲年邁的母親。
我說，好遙遠的路，要十個鐘吧！慶祝母親節啊！
她愣了一下。然後說，也算。
我想也是，探望母親，不必等到母親節。
阿姨要我猜她的年紀。我看著她的白髮，既然說老母親已經八十多歲，那麼就猜五十幾。
她開心地說，那下輩子吧！已經六十六了！我說，六六大順啊！他笑出了聲音。
她生了四個兒子，老大已經四十五歲，長孫才十四歲。我想起自己的三個兒子。
我問她，小時候兒子們之間會打架嗎？
她說，從來沒有，他們之間的感情可好了。三個大的都大學畢業，就年紀最小的交了不好的朋友，後來乾脆休學在家，現在進入哥哥的診所幫忙。
我說，您孩子的家庭教育好成功。
她說，先生在軍中任職，很忙。她自己除任公職，下了班就全力侍候家裏的男人們。兒子們教育好，不是她的功勞，而是他們的外公。從來不疾言厲色，但總是有辦法把孫子們管得伏伏貼貼的。
原來，她的父親，孩子的外公，是一位再老實也不過的老共產黨員，而且寫了一手的好字。因為政治的原因，被下放到內蒙古呼河浩特的生產大隊。
她記得文革的那年，她才十五歲，發現父親被戴上高帽子批鬥，她從台上把父親揣拉下來，告訴沈默的父親，沒做錯什麼事不需要接受莫須有的罪名。
我說，妳好勇敢
她說，當時在內蒙古紅衞兵算少的了，如果是在大城市，八成已經被弄死了。
她向帶頭的人強烈抗議。後來經過調查，發現是弄錯了，小隊長帶了一瓶酒親自上門道歉。當她的父親委屈地流下眼淚來的時候，她依舊是不饒不依，要求在生產大隊前面當眾道歉才可以。小隊長不從，她就天天搬了一張板凳，坐到小隊長的門口，去嗆他。
她說，她的父親有文化，心腸就是那麼軟弱，所以才被人家欺負。她又說，那個年代，很多人受不了紅衞兵的侮辱，選擇自殺，有人甚至絕望地從疾駛的火車上跳了下來，以求從屈辱中一了百了呢！
我想到了作家老舍，自沈在北京的太平湖，那一夜的水，應該是好冷好冷。
她說她的父親，一生完全奉獻給了國家。在不及槍桿的高度的時候，就從了軍。先是國民政府的軍隊，後來加入了紅軍。家中沒有土地、沒有資產，就只是多讀了一些書、有一些文化，在文革中硬被冠上有資產主義思想的罪名。這，怎麼說呢？
她說，她永遠記得那個小隊長的名字叫XXX。
我掐指一算，那是五十一年前的事了啊！
她說，在這個年紀，幾十年前的事都歷歷在目，但是前一、二天剛剛發生的事卻常常想不起來。
我們相視，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她的老母親和她的姊姊、妹妹住一起，生活尚能自理。我說，八十幾歲的人，身體能健康，那是莫大的幸福。
我先下了車，讓她自己一個人獨享接下來十個鐘的旅程。
最後我問她貴姓。她說姓陳，我說我也姓陳，本家啊！不禁相互握緊了雙手。
匆忙之間，居然不記得那雙管理了幾十年男生宿舍的手，是否被歲月的面目磨得粗糙了。只記得她從臉上展現充滿信心的笑容，和五十一年前那位勇敢的小女孩並無二致。
如果她再讓我猜她的年紀。
我會說，十五歳。
她從過去千迴萬轉的命運中，歷盡了人世的滄桑，如今從容走來，依舊是那神采奕奕、勇敢的少年。
2018/5/6 勇敢的少年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