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作《政治秩序的啓源》(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政治發展有三大表徵：第一，現代化，用人唯賢的政府崛起；第二，法治精神成形；第三，民主問責誕生。…..』*
當今的城邦國家新加坡，擁有前兩項的特質。但在第三項的民主問責，則有所欠缺。
新加坡主導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對反對勢力的持續壓制和對異議言論一向的低容忍度，並且經常在大選中不斷對忠誠選民做情感的要脅(譬如：如果沒有人民行動黨，好政策將不被延續)。長期在國會中雄踞多數的人民行動黨，也不太需要為了守住政權而額外付出努力；雖然側重經濟發展而較忽略社會弱勢的照顧和社會公平的促進，但依舊長期保有政權，以致新加坡在「民主問責」這項政治秩序上，評價較低。
於2017年世界銀行學院的調查中，新加坡在「問責程度與言論自由程度」這個項目中，排在41%的百分位，意思是約有60%的國家都在新加坡之上，這和它在其他指標，尤其是經濟相關的項目中表現的名列前茅，呈現出強烈的對比。
新加坡的誕生，是因為當時馬來人要成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故而以華人非穆斯林為主的新加坡，就被排斥而無法加入馬來邦聯。
新加坡被迫獨立為一個城邦國家的時候，新加坡島上都還主要是靠馬來警察在維持秩序呢！新加坡後來能避免被虎視耽耽的馬來西亞吞併，主要得力於尚未完全撤出殖民地的英軍的保護，畢竟傳統上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轉運貿易的重要口岸。
這也是為什麼，新加坡的統治者一向充滿危機感，而且對國內的人民塑造這樣的意識，並遂行菁英式強人威權的政治。
所幸延續轉運貿易的優勢，新加坡創造了有益於跨國企業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全世界頂尖的人才及公司，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賺得滿缽滿盆。
新加坡是偏重經濟，對富有的人、高端的人才友善的環境，但相對比較忽略對社會弱勢的照顧及社會公平的追求。其次，新加坡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一向刻意抑制反對勢力及言論，久而久之就成了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局面。在政治傳承上，接近「父死子繼」的形式，居然成為了如此現代化的國家一個十分奇特的政治現象。
在Covid-19疫情的衝擊之下，人民行動黨在2020的大選中，依舊坐穩國會八成的席次，但是得票率只有60%，而且輸掉一些重要的選區，譬如「盛港區」，凸顯了新加坡人民渴求在國會之中有多元聲音的力量。一黨獨大的新加坡，它的「反對黨」終於有了一個模糊的雛形。
人民行動黨有菁英政治的特質，不像其他國家的政黨大多會受到黑金的影響，由其內部來發動改革，似乎是可以期待的。但是，一個已經主導新加坡政治超過60年的政黨，面對螳螂擋車的「反對派」，會有足夠的動力進行「自宮」的大改革嗎？看來在短期內似乎也不太可能。
要有多元的聲音，就得放開言論的自由。但是當今新加坡對言論的箝制，從我們開放多元的台灣社會看來，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公民要上演話劇，或印製刊物，都需要得到政府准許。藝術家單獨行事，在公共場所鏡上繪畫，也會被拘捕。隨誹謗控罪而來的罰款額極高，民眾會因而破產，或不能參選。……』*
人民行動黨最常採取的策略，就是把自由言論妖魔化，說那是不負責任、不愛國的表現呢！
其次對於不喜歡的人，尤其那些游走在新加坡言論自由尺度邊緣的人，新加坡政府(其實就人民行動黨)就會把他們納入黑名單，透過國家力量暗中進行抵制和制裁。
『一旦你被列入黑名單，你無法成為公務員。如果你或你的配偶不是新加坡公民，你全家定居在新加坡會成為問題。如果你是學者，你會難以尋得工作。…..如果你在體制之內，你會難以升遷，…..如果有編輯批准問題份子發表評論，他會被開除。……記者會避免訪問令政府感到不快的專家，……』*
而這所有一切的一切的根源，居然是明定在新加坡憲法之中的條文，授權國會可以依照需要無限上綱控制言論。
有錢的新加坡人，平均年國民所得超過九萬美元，但是依然活在黃金打造的小小鳥籠裏。您羡慕嗎？
人民行動黨一向的成功，適足成為阻礙改革的力量。在未來的十五、二十年，新加坡的反對勢力應該還不成氣候，而這正是上天賜予新加坡逐漸調整的時間，不知新加坡的有識之士有沒有這樣的覺悟。
民主自由的可貴，不就是要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而政府的權位，可以不時換人做做看。看看新加坡，再回首看看我們台灣自己，太寄望於執政太久的政黨是危險的，而太弱的反對黨也是問題的所在。
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在《自由與權力》這本書中所揭櫫的：「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台灣人啊，能不慎乎？
*：《威權政治之困境 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施仁喬 劉浩典 著，鄺健銘 譯
2022/12/9 威權政治之困境 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 Dama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