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台灣還在斤斤計較，還有幾個國家建交的國際空間的時候 ，中國老早就已經走得更遠，在國際組織中安插菁英，從根本策略的層次，積極影響國際事務，一反過去獨善其身的做法。
首先，中國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派出超過2,500名的士兵參加聯合國的維和步隊，是各國之最。中國也是維和步隊第2大出資國，在2019慷慨解囊70億美金，佔維和步隊年度預算的16%。*
所以，如果在新聞報導中看見由人民解放軍參加的維和步隊，不要覺得驚訝。
2017年，中國在北京外國語大學附設「全球治理」高等學校，儲訓至少俱備兩種聯合國主要語言能力的國際高階官員。
未來臺灣有任何需要國際仲裁的項目，如果出來主持的是一位中國國際高階官員，也不用感到太驚訝。
除了爭取國際組織中的高級職務，中國也展現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靈活的手段，來打通關節。
譬如，在2016年中國捐助聯合國二億美元，成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信託基金」，其控制權就牢牢掌握在中國的手裏，目的就是要利用聯合國，推動中國新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勢力擴張策略。
中國發揮經濟實力，在全世界各地灑錢，以獲取需要的資源，也䡗固深化和世界各地友邦的關係。中國不忘借力使力，每年從世界銀行取得二十億美元的貸款，供其更從容在世界各地擔任慷慨銀行家的角色呢！
中國的人權狀況，一向為西方世界的國家所垢病。經過兩年的運作，在中國的主導下，人權理事會在2018年3月，通過「促進人權領域的互利合作」的議案，把人權當作國與國之間可以談判的「雙贏」目標，而不是基本權利的法律事務。其隱含的意義，就是說人權是一國的國內事務，為了「發展」、「雙贏」，是可以談的，目的在於使極權的國家，可以合理化人權的狀況，並可免於人民及國際社會的問責！
當年需要成立獨立的人權理事會，就是為了制衡濫權傷害其人民基本人權的國家。如今，中國從人權理事會著手，根本改寫了人權的定義，變得如果是為了「發展」、「雙贏」，任何人權的議題都是可以談的(negotiable)，而最好是各國關起門來自己管自己的。這和人權理事會當時成立時，要成為威權體制國家的國際制衡力量，可以說是背道而馳。
中國做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13億的人口，在國際事務中擔任更重要的角色，回饋國際社會，這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
極權的蘇聯在民主開放中跨台，中國則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積極在國際社會的縱橫捭合中，找到中國的極權政體可以永續的的生存空間。
當中國可以餵飽13億的人口，中國人民也默認縮水的權利是必要之惡，而且積極地配合政府自我審查，那麼世界上其他的人，尤其那些處在飢餓或戰亂中的，又如何對他們說三道四呢？這是中國人的想法，我們要明白。
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人民被自己人殺死的還比侵略者直接殺死的要多上很多，人心望治是可以理解的。如今中國的經濟實力要永續，必須維持與世界各地重要資源地深化關係，也已經讓它不能再只獨善其身了。
老實說，中國的體制對世界上其他傾向威權國家的獨裁者，是很有吸引力的。有自我節制的人民，而政府可以為了創造「發展」、「雙贏」而放手一博，這根本就是歐威爾《1984》的偉大實現呢！所以，在人權理事會通過相關的宣言，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這樣的國際氛圍中，台灣的自由民主，已經不是永續獨立自主的充分條件。台灣要繼續走出去，在世界的供應鏈中找到存在的價值，而不是顧影自憐的小而美。
美國人在最關鍵的時刻，往往只為自己的利益，不惜背棄朋友，歷史上有太多明證，不必贅述。台灣有志之士，要有這種體認才好。
*：《全球只剩北京標準時間》，吉勒·峰丹 著，黃明玲 譯
2021/5/12 全球只剩北京標準時間 Damakey
